第752章 我们只是送还了一位诗人（万字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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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5月25日，巴黎从沉睡中醒来的时候，所有报亭前都排起了长队。
《小巴黎人报》头版用了一整版刊登莱昂纳尔在维克多雨果大道130號门前的演讲全文。標题是加粗的黑体字：《“他们想把雨果从穷人那里偷走”》。
报纸在早上七点就被抢购一空。报童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边跑一边喊：“號外！索雷尔先生怒斥政府！“作家最危险的命运是被权力拥抱』！”
蒙马特高地的一间咖啡馆里，一份报纸摊在桌上，有人大声朗诵著。
当念到“政府想从穷人那里把雨果先生偷走”的时候，一个老工人一拍桌子：“说得对！雨果先生的钱给了穷人，他们倒好，拿十万法郎摆排场！”
拉丁区的一间学生公寓里，几个索邦的大学生围著桌子討论。
其中一个拿著《小巴黎人报》念道：““如果接受了他们的安排，那么从此以后，在法国，一位作家最危险的命运，不是被权力迫害，而是被权力深情地拥抱，直至成为它的一部分。』”
念完他抬起头：“大家都明白索雷尔这话什么意思吧？”
“当然明白！意思就是政府想把雨果变成他们的招牌。”另一个学生说，“好让自己那些骯脏的勾当都变成光鲜的功绩。”
第一个学生点了点头：“有道理。所以索雷尔说他们“想从穷人那里偷走雨果』。”
“对。雨果的遗嘱写得清清楚楚，他要用穷人的灵车。政府偏要搞国葬，这不是偷是什么？”旁边一直没说话的一个高年级学生冷笑了一声：“你们真以为政府在乎雨果的遗嘱？他们在乎的是葬礼那天，全世界的报纸都会登出“法国为雨果举行国葬』的消息。这才是他们要的。”
“那就让他们办不成！”
波旁宫的总理办公室里，亨利布里松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著好几份报纸，不过每一份的头版都让他血压往上升。
內政部长亨利阿兰-塔尔热坐在他对面，脸色也不好看。葬礼委员会的新任主席朱尔西蒙坐在旁边，手里拿著一份电报。
“现在外面怎么说？”布里松问。
阿兰-塔尔热嘆了口气：“《费加罗》《小巴黎人》《世纪报》《吉尔布拉斯》，还有外省的报纸，全都登了索雷尔那番话。尤其是“偷走』和“最危险的命运』那两句，到处都在传。”
布里松一拳砸在桌上：“他就那么几句话，把我们全盘的计划都搅乱了。”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朱尔西蒙开口了，“我们要想下一步怎么办。”作为前公共教育与美术部长，他说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阿兰-塔尔热看了看布里松：“要不……调整一下？葬礼规格降一降？”
“不行。”布里松斩钉截铁，“议会已经通过了国葬决议，十万法郎的预算也批了。现在降规格，全法国都会说我们被索雷尔嚇住了。”
朱尔西蒙点了点头：“我同意。国葬必须办，而且要办得体面。但我们得换个说法。”
“什么说法？”
“对外就说，我们尊重雨果先生的遗愿，所以葬礼会保持简朴。但凯旋门的布置、先贤祠的安葬，这些都是国家表达敬意的方式，不矛盾。”
阿兰-塔尔热想了想：“这个说法可以。但洛克罗伊夫人那边怎么办？她手里有雨果的亲笔遗嘱，而她现在只相信索雷尔那个混蛋！”
布里松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圈，才开口：“他们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关键是，葬礼需要组织。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没有军队引导人流，没有市政部门协调交通……
两百万人涌进葬礼现场会是什么后果？踩踏、斗殴、混乱！这一点毋庸置疑！”
他转过身看著几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按原计划推进。凯旋门照常布置，先贤祠照常改造。索雷尔要办他的“穷人的葬礼』，那就让他办。但我们不配合，看他怎么收场。”
阿兰-塔尔热眼睛亮了一下：“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没有政府，他们连路都封不住。到时候出了乱子，我们正好接手。而且我们可以把责任推到索雷尔他们身上一一是他们非要违背政府安排，才导致葬礼失控。”
朱尔西蒙想了想：“这確实有可能……但万一没有乱子呢？”
布里松冷笑了一声：“两百万人，没有组织，怎么可能不乱？你见过哪次大规模集会没有组织好，然后还不出事的？”
阿兰-塔尔热这时插了一句：“我听说索雷尔跟保罗拉法格关係不错。如果拉法格的工人党介入组织，也许真能稳住场面。”
布里松摆了摆手：“拉法格今年年初就因为鼓动革命被关进去了，现在还在圣佩拉吉监狱待著呢。他出不来。”
“就算他不在监狱里，他也不会帮索雷尔这个忙。”朱尔西蒙忽然说了一句。
布里松和阿兰-塔尔热都看向他。
朱尔西蒙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你们不知道拉法格怎么评价雨果？”
“怎么评价？”
“拉法格说，雨果是个“资產阶级机会主义者』，用华丽的辞藻和廉价的感伤主义掩盖阶级本质，是“所有骗子中最大、最反动的一个』。这是他的原话。”
阿兰-塔尔热愣了一下：“他真这么说？”
“当然是真的。所以拉法格和他的工人党根本不会来给雨果办葬礼。不捣乱就不错了。”
布里松听完，脸上露出了笑容：“那我们就更不用担心了。索雷尔连组织人手都凑不齐，拿什么跟我们斗？”
阿兰-塔尔热也跟著笑了：“看来这场葬礼，最后还是得我们接手。”
布里松重新坐回椅子上：“就这样定了吧。凯旋门的布置继续，先贤祠的改造加快。索雷尔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只管把该做的事做好。葬礼那天，巴黎的街头会证明谁才是对的。”
当天下午，政府的工作照常推进。
星形广场上，工人们开始往凯旋门上掛巨大的黑底金边帷幔。帷幔从拱顶一直垂到地面，把整座凯旋门包裹得像一个披著丧服的巨人。
帷幔上缀满了盾形纹章，每一枚都刻著雨果一部作品的名字一一《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静观集》《歷代传说》……
凯旋门正下方，工人们开始搭建一座豪华的灵。灵用黑色大理石贴面，四周摆放著棕櫚树和白色百合花，基上预留了摆放灵柩的位置。
基后面是观礼，预留了三百个座位，给政府官员、外国使节和各界名流。
广场四周，工人们还在搭建用来分隔人流的临时栏杆，每隔十米就有一个警察站岗的位置。巴黎市政厅的工人们也在忙碌。他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两侧搭建看，看用木板和脚手架临时拚成，外面包著黑布。
这些看是预留给议员、法官、教授、军官等“社会精英”的专区，平民没有资格坐上去。协和广场上，工人们正在竖立起一根根旗杆，准备悬掛前来葬礼现场的各国使节的国旗。高耸的埃及方尖碑也被黑纱包裹起来，顶端放了一个巨大的黑色花圈。
所有的工程都在赶工，工人们两班倒，日夜不停地干。现在的巴黎市民走过这些地方，都要绕道而行。5月26日上午，《政府公报》刊登了两道总统令。
第一道法令宣布：先贤祠恢復其1791年的原始用途，成为“国家伟人的墓地”。拿破崙三世与歷代王朝赋予其宗教性质的一切法令，统统废止。
第二道法令写得更加明確：“维克多雨果的遗体將安葬於先贤祠。”
这是自1791年米拉博以来，第一次有人直接以国葬规格进入先贤祠；也是第一次，一位作家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被纳入共和国的万神殿。
消息一出，共和派的报纸一片欢呼。
因为眼下先贤祠实际上仍然是一座宗教建筑一一它的官方名称是圣热內维耶芙教堂。
教堂正面高悬著十字架，內部有祭坛与宗教陈设，由一支名为“圣热內维耶芙咏礼司鐸团”的六人神父团体主持日常宗教活动。
先贤祠的命运堪称法国政体更迭的晴雨表，它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反覆横跳了近一个世纪。最早它是路易十五大病初癒后发愿建造的教堂；法国大革命后制宪议会颁布法令，將这座刚完工的教堂世俗化，更名为“先贤祠”，门楣刻上了“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的箴言。
后来拿破崙一世登基后，又颁布法令將先贤祠归还教会，恢復为圣热內维耶芙教堂。门楣上的世俗铭文被抹去，宗教仪式也被重新恢復。
等七月王朝復辟后，路易-菲利普又將其重新改为先贤祠，但功能模糊，既非纯粹的陵墓，也非完全的教堂，更多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后来拿破崙三世发动政变成为新的皇帝，再次颁布法令將先贤祠彻底恢復为国家教堂，並建立了一支由六名神父组成的“圣热內维耶芙咏礼司鐸团”，专责“为法兰西祈祷，为安葬於此的死者祈祷”，门楣上的革命铭文也再次被凿去，十字架重新耸立起来。
第三共和国的政权稳定以后，议会曾通过法案，试图恢復先贤祠的世俗性质，但遭到参议院阻挠，不了了之。
如今，雨果的去世为共和国提供了不可错过的契机！
《小巴黎人报》的头版標题是：《世俗共和国对教权的胜利》。
《世纪报》写道：“先贤祠终於回归了它的使命一一安葬那些为法兰西增光的伟人。雨果先生作为其中最杰出者，理应有此殊荣。”
《共和国报》则更加直接：“十字架从先贤祠滚出去！雨果要进来了！”
教会的报纸自然炸了锅。
《宇宙报》的头版只有一个標题：《撒旦得胜了》。
正文写道：“共和国將圣热內维耶芙教堂从上帝手中夺走，献给了一个写书的凡人。这是法兰西对上帝的公开背叛。”
《十字架报》则哀嘆：“法国被从教会手中夺走，献给了共济会的崇拜。雨果的灵柩放在哪里，哪里就是褻瀆之地。”
里昂的主教发表公开信，称总统令是“对天主教徒的侮辱”；马赛的主教號召信徒们“为法兰西祈祷，求上帝赦免这个国家的罪”。
但政府不在乎，总统儒勒格雷维签署法令之前，他就已经知道教会会有什么反应，但他需要的不是教会的支持，而是共和派的欢呼。
法令见报以后，先贤祠广场的气氛骤然紧张。
工人们开始拆除先贤祠正面的十字架。这座十字架是铜铸的，有三米高，嵌在山墙的石雕里。工人们先搭起脚手架，然后开始用锯子锯十字架与石雕的连接处。
消息传开，天主教徒开始聚集在先贤祠广场。起初只有几十个人，站在广场边上，远远地看著工人们施工。他们手里拿著玫瑰经念珠，嘴里念念有词。
到了中午，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达到了三四百人。终於有人开始喊“这是褻瀆”，还有人试图衝进广场阻止施工。警察不得不拉起了警戒线，把人拦在外面。
下午两点，衝突还是爆发了。
一群年轻的共和派学生举著三色旗来到广场，对著那些天主教徒喊“共和国万岁”“教会滚出去”；天主教徒则回骂他们“撒旦的走狗”。
双方先是互相扔东西一一石头、烂水果、空瓶子。然后开始扭打在一起。
警察衝进去拉架，但两边都不听。有天主教徒被打破头，血流了一脸；还有学生被打掉两颗牙，满嘴是血。
警察不得不鸣枪示警。枪声一响，人群才散开。但已经有好几个人受了伤，被抬走了。
第二天，类似的衝突又在先贤祠广场发生了一次。这次规模更大，有上千人参与。警察抓了上百个人，才勉强控制住局面。
《十字架报》把这两次衝突描述为“共和国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宇宙报》则呼吁信徒们“不要屈服於暴政”。
共和派的报纸则反过来指责教会“煽动暴乱”“破坏公共秩序”。
整个巴黎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政府，一派支持教会。两派的人在街头相遇，都要互相瞪一眼，骂几句。
洛克罗伊夫人坐在维克多雨果大道130號的客厅里，手里拿著一份报纸，眉头紧锁。
莱昂纳尔坐在她对面，喝著咖啡。
“索雷尔先生，外面这么乱，葬礼还能顺利举行吗？”洛克罗伊夫人问。
莱昂纳尔放下杯子：“能。”
“你怎么这么肯定？”
“因为人们对雨果先生的敬意，会超越政客们的想像。”
洛克罗伊夫人看著他，嘆了口气：“我希望你是对的。这几天来家里的人越来越多，从早到晚不断。我看著他们，心里又感动又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辜负他们。雨果先生把这么多人的爱戴留给我们处理，我怕做不好。”
莱昂纳尔站起来，走到窗边，看著楼下的花海：“您不用担心。我们只要按他的遗嘱办就行。简朴、安静、有尊严。这就是他想要的。”
“但政府那边……”
“政府那边我会处理。”莱昂纳尔转过身，“他们想办国葬，想用雨果先生的尸体给共和国贴金。但我们有全法国爱戴雨果的人，我们不是独自在战斗。”
洛克罗伊夫人点了点头：“那就拜託你了。”
与此同时，巴黎各大火车站开始变成人的海洋。
从马赛来的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从里昂来的火车，连车顶都恨不得坐上人；从波尔多、南特、里尔、南锡来的火车，每一趟都超员近一倍。
人们背著包袱、提著篮子、抱著孩子，从法国的四面八方涌向巴黎。
他们是工人、农民、小店主、职员、教师、学生……他们不是被政府邀请来的，也没有人组织他们。他们自己买了车票，自己坐了火车，自己找到了住处一一如果找不到住处，就睡在火车站、塞纳河边、公园的长椅上。
他们来巴黎只有一个目的：送雨果最后一程。
圣拉扎尔火车站外面，一个从勒阿弗尔来的老水手坐在阶上，身边放著一个帆布包。有人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勒阿弗尔。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
“你认识雨果先生吗？”
“不认识。但我在酒馆里听別人读过他的书，《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他写那些穷人，写那些受苦的人，写得真好。我就想来送送他。”
类似的对话，在巴黎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
到了5月30日，涌进巴黎的人已经超过了100万。旅馆爆满，民宿爆满，连教堂的收容所都满了。有些人实在找不到住处，就乾脆睡在塞纳河的桥洞下面。
巴黎的市政系统达到了最大负荷。垃圾没人收，自来水供应不足，公厕排起了长队……警察局的人手也严重不足，到处都是交通堵塞，巴黎乱成了一锅粥。
亨利布里松坐在办公室里，听著阿兰-塔尔热的报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现在怎么办？”阿兰-塔尔热问，“人太多了，我们的警察根本不够用。”
“不够用就调军队。”
“军队已经调了。但指挥不了交通，管不了那些乱扔垃圾的人。”
布里松沉默了一会儿：“不用管。让他们乱。”
阿兰-塔尔热愣了一下：“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不用刻意维持秩序。人越多越好，越乱越好。等到葬礼那天，如果真出了大乱子，我们就能名正言顺地接手。而且索雷尔要负全部责任。”
阿兰-塔尔热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看著？”
“看著。什么都不用做。”
阿兰-塔尔热点了点头，退了出去。
亨利布里松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点燃了一支雪茄，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然后看著窗外的天空。“索雷尔，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
5月31日，维克多雨果大道，今天是雨果正式入殮的日子。
从清晨开始，整条街就被人群挤满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沿著人行道站成一排排，肩膀挨著肩膀，脚尖碰著脚跟。
街道两旁的窗户全部打开，窗上探出无数颗脑袋。连屋顶上都爬满了人，他们坐在屋脊上，两只脚悬在半空中摇晃。
警察在人群外围拉起了警戒线，但他们不敢推操，不敢嗬斥，只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儘量维持住最基本的秩序。
街道的另一头，上千名军人列队站在几个街区外的指定位置。他们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带队的军官不时看怀表，等待命令。
只要现场发生规模化的骚乱，他们就会立刻接管葬礼一一包括维克多雨果的灵柩在內。
內政部的密探混在人群里，拿著笔记本，记录每一句能听到的话，记下每一个看起来像“危险分子”的脸。
气氛紧张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
下午五点整，维克多雨果大道130號的铁门开了。
最先出来的是六个僕人，他们在阶上铺了一块灰色的粗布，从门口一直铺到马车停靠的位置。然后，一辆灵车从巷子拐了出来。
那不是带著政府徽標的黑色马车，也不是有共和国卫队护送的豪华灵车，那就是一辆再朴素不过的，专门为赤贫者准备的普通灵车。
木质的车厢，没有任何油漆和装饰，木板还裸露著原本的顏色，上面甚至有虫蛀的痕跡。
人群中立刻有人开始低声哭泣，哭声渐渐匯聚成了一片悲伤的海洋。
一个老妇人抓住身边陌生人的胳膊，声音发抖：“他真的……真的用了穷人的灵车。”
莱昂纳尔索雷尔从门里走了出来。他穿著一身黑色的礼服，没有戴礼帽，手里拿著一份文件一一那是雨果1883年8月2日亲笔手书的遗嘱原件。
他的身后跟著两个人：奥古斯特瓦克里，雨果的主要遗嘱执行人，负责雨果的后事；保罗默里斯，雨果指定的“文学遗嘱执行人”，负责处理雨果的作品版权。
三个人站在阶上，看著眼前那片黑压压的人群。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喊口號，没有人鼓掌……成百上千双眼睛盯著他们。
莱昂纳尔环视了一眼阶下的人群，用最大的音量说出了第一句话：
“他们以为没有官僚，我们只有混乱……”
说完这句，他就停了下来，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等待他的下半句话。
但下半句话，不是从莱昂纳尔口中说出来的。
“不！”一个沙哑的女声从人群后面的阴影中传来，“没有官僚，我们反而获得了尊严！“人群纷纷回头，然后发出低沉的惊呼声，並且自动让开了一条路。
一个女人从后面走了出来，穿著一身粗布黑袍，袖子卷到手肘，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臂，臂上缠著一块黑纱。
这个女人头髮已经花白，脸上也满是皱纹，但眼睛里的光芒，依旧锐利得像刀锋。
路易丝米歇尔。“红色圣女”，巴黎公社的標誌性人物。
1871年她拿起枪保卫公社，公社失败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她身后跟著十几个女人，都穿著黑色丧服，戴著面纱，有的已经白髮苍苍，有的才不过三十多岁。她们是1871年公社失败后，在布鲁塞尔雨果寓所中找到庇护的公社遗孀。雨果收留了她们和她们的孩子，让她们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没有饿死、也没有被抓回去。
路易丝米歇尔没有走向灵车，而是径直走上阶，停在莱昂纳尔面前。
莱昂纳尔把手里的遗嘱原件递给她。
她接过来，展开那张发黄的纸，用她那独特的粗糲嗓音，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
“我给穷人留下五万法郎。”
念完第一句，她停顿了一下，抬头看了看人群。
“我希望躺在穷人的灵车中被送往墓地。”
念到第二句，她的声音更大了，沙哑的嗓音在街道上迴荡。
“我拒绝所有教堂为我举行的祷告仪式。”
念完第三句，她就把遗嘱举过头顶，像举著一面旗帜。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来埋葬一位诗人，而是来夺回一位父亲！”
人群终於发出了声音，是低沉、压抑的呜咽，像大海在远处咆哮。
莱昂纳尔举起手示意了一下，立刻就有六个穿著工作罩衫的男人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他们的罩衫上甚至还沾著油漆、石灰、铁锈和机油的痕跡，手里提著口袋和工具。
他们都是工人，来自巴黎第六区、第十一区、第十九区、第二十区、圣但尼和蒙马特。
每人臂上都缠著一块黑纱，但他们没有敬礼，没有宣誓，只是沉默地站到了灵车两侧。
奥古斯特瓦克里朝铁门里面挥了挥手，又有八个人抬著雨果的棺木走了出来。
棺木上没有繁复的雕刻，没有奢华的装饰，只简单地涂了一层黑色的油漆。
这八个人步伐很慢，一步一步走下阶，然后把棺木放入灵车。
六个工人沉默又迅速地用工具把它固定好，接著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把的紫罗兰和百合，铺满了棺木的四周。
那些花不是从香榭丽舍大街的高级花店里订购的高价货，所以花瓣有大有小，顏色深浅不一，有的花经过大半天，已经有些蔫了。
但它们是从巴黎各郊区的花园里摘的，从塞纳河堤岸的野地里采的，从工人合作社的菜畦边剪来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份心意。
当最后一朵花放好，路易丝米歇尔走上前，率领著公社的遗孀们，站到了灵车的最前方。米歇尔与雨果的关係始於1850年代，当时她年仅二十岁左右，从家乡弗龙库尔-拉科特寄出第一封信，附上自己的诗作，向这位“伟大的诗人“寻求评判。
1862年《悲惨世界》出版后，米歇尔开始在给雨果的信上署名“安灼拉”，正是《悲惨世界》中那位革命青年的名字，她在信中称雨果为“民主的士兵，理想的祭司”。
一直到她从新喀里多尼亚归来后，开始投身无政府主义与工人运动，才与雨果的共和派立场渐行渐远。如今，米歇尔终於有机会，和她曾经的“诗神”，做最后的致敬与道別。
灵车开始移动。
没有鼓点，没有军乐，只有车轮碾过路面的声响，沉重而庄严，像一座城市缓慢的心跳。
人流隨著它移动，前面的人让开路，后面的人跟上来。似乎没有人指挥，也没有人疏导，但整个队伍流动却平稳有序得出奇。
他们朝著星形广场缓缓流去，那里有凯旋门，然后將是先贤祠一雨果配得上这一切，但不是以某些人认为的方式。
波旁宫的总理办公室里，亨利布里鬆手里攥著一份刚从星形广场发来的电报。
电报只有一行字：“索雷尔即將抵达凯旋门，路易丝米歇尔在场，人群估计已超百万。”布里松把电报拍在桌上，看著內政部长亨利阿兰-塔尔热和葬礼委员会主席朱尔西蒙。“公社的人？路易丝米歇尔？她怎么来了？”
阿兰-塔尔热脸色发白：“我们也没想到。拉法格还在监狱里，但他的工人党没来，来的是公社那批人，他们也很有组织“大型活动』的经验。
雨果当年在布鲁塞尔收留过他们，他们这是在还人情。”
布里松一拳砸在桌上：“不！这是对共和国的反攻！赤裸裸的反攻！他们想借雨果的葬礼搞政治！”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两圈，才停下来：“不能让他们得逞。你马上派人去广场，告诉他们，没有官方组织就是非法的。让他们散开，把灵车交给我们的警察。”
阿兰-塔尔热犹豫了一下：“可是总理先生，人群太多了……”
“多也要去！”布里松吼道，“难道我们就这么看著公社的余孽把雨果的尸体从我们手里抢走？”朱尔西蒙这时开口了：“布里松先生，我建议您冷静。强行驱散可能会引发衝突。两百万人，如果出了踩踏………”
“那就在广场上出人命之前把他们拦住。”布里松打断他，“现在就起草命令，派特使去广场。告诉他们，要么服从政府的安排，要么后果自负。”
阿兰-塔尔热不敢再说什么，转身出去起草命令了。
下午五点三十分，承载雨果棺木的灵车抵达星形广场。
凯旋门已经裹好了政府准备的黑纱，但黑纱外面，已经有人又掛上了几十幅巨大的白布。
白布从拱顶一直垂到地面，上面用雨果的手书体印著《静观集》中的一句诗：
【明日，破晓时分，我將启程。】
这句诗是雨果为悼念长女莱奥波尔丁而作，哀婉深沉。
白布把官方布置的帷幔遮住了一大半。那些原本印著雨果作品名字的盾形纹章，现在只能从白布的缝隙里露出一角。
官方的灵还在那里，黑色大理石贴面，棕櫚树和百合花整整齐齐。但没有人朝它走去。
所有的人都围著那辆朴素的灵车，灵车则朝著凯旋门正下方临时搭建的一个木子驶去。
这时候，一个穿黑色礼服的中年男人从广场东侧快步走了过来，身后跟著一队警察。而人群外围，还有更多的警察向这里围来。
他走到木前，拦在莱昂纳尔等人面前，阻止灵车继续靠近，然后高高举起一张纸。
“我是內政部特使，受內政部长亨利阿兰-塔尔热先生委託，前来传达命令。”
他清了清嗓子，念道：“今晚的守夜活动，未经过任何官方申报，也未获得任何批准。因此，你们继续聚集在此，將被视为对公共秩序的威胁。
请立即解散人群，並將雨果先生的灵车移交內政部。否则，警方將依法採取强制措施。”
念完，他把命令放下，看著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请配合。”
莱昂纳尔没有说话，只是看著那个特使，像看一个闯进別人家客厅的陌生人。
这时候，一身黑色打扮的爱德华瓦扬，像幽灵一样出现了。他的衣领上別著一枚小小的徽章一一那是巴黎市议员的徽章，1884年选举给他带来的身份。
他不紧不慢地走到了特使面前，从怀里取出一份5月26日的《政府公报》，上面刊登著议会通过国葬法案的全文。
“先生，法案写得很清楚，“国家为维克多雨果举行国葬』。但法案没有写“必须由內政部或者其他政府部门组织』。”
特使皱了皱眉：“这不需要写。国葬自然是国家来办。”
“国家是抽象的概念。”瓦扬的语气很平静，“具体到今天晚上，谁是“国家』？是你？还是站在你身后那些警察？还是坐在波旁宫办公室里的布里松先生？”
特使的脸涨红了。
瓦扬继续往下说：“今天，是雨果先生的家属委託人民，协助执行他的遗嘱，为他举行葬礼。您要找组织者？”
他转过身，朝身后那片黑压压的人海指了指：“这里只有人民。或者你认为，共和国的主人不是人民，而是坐在波旁宫里的官僚们？”
特使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说不出话来。他扭头朝广场四周看了看，心里开始发毛。
广场东侧，沿著香榭丽舍大街的入口，不知何时，又上千名穿著工装的工人手挽著手，围成了一道人墙。
此外还佇立著几百个穿著旧国民自卫军外套的老人，像一排排生锈却未折断的刺刀。
警察想往前走，却发现每走一步都要从人缝里挤过去，並且周围就有几百双眼睛看著他们。那些眼睛像看一件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冷漠得像冰。
带队警官是个四十多岁的老警察，在巴黎干了二十年，见惯了学生闹事、工人罢工，前几天他还带队抓过打群架的天主教徒和共和派。
但他没见过这种场面，前方那片沉默的人海不喊口號、不扔石头、不跟他动手，只是看著他，静静地、整整地、密不透风地看著他。
他忽然觉得，如果他下令往前冲，这些人也不会拦他。他们会让他走进去，然后他就会被那片沉默吞掉，连个声响都发不出来。
他放下警棍，低声对身边的同事说了一句：“原地待命。”
特使看到这个情况，脸色更难看了。他看著瓦扬，又看了看莱昂纳尔，最后扫了一眼木边站著的路易丝米歇尔。
他把手里的命令折起来，塞进口袋，转过身走了；那队警察也跟著他走了。
人群短暂分开，又重新合拢，像水淹没了被划开的裂缝。
路易丝米歇尔走到莱昂纳尔身边，低声说了一句：“他们不会再来。”
莱昂纳尔点点头，没有说话。
灵车顺利被抬上了灵，莱昂纳尔、路易丝米歇尔、爱德华瓦扬、奥古斯特瓦克里和保罗默里斯也陆续走上了木。
几人各自亲手点燃了一支粗大的蜂蜡蜡烛，高高举起，让火光在渐浓的暮色中摇曳。
莱昂纳尔转向人群，大声说了一句简短的话：
“今夜，人民就是他的教堂，沉默就是他的祷告。”
晚上八点，守夜正式开始。
两百万人从香榭丽舍大街涌来，从林荫大道涌来，从塞纳河的每一个码头涌来……但没有人欢呼，没有人唱歌。
整个星形广场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寂静，只能听到人们沉重的脚步声和偶尔的抽噎声。
每隔一个小时，一个童声就在灵车前朗读一段雨果的作品，声音稚嫩而清亮，在寂静中传得极远极远。八点，一个男孩朗读了《悲惨世界》：“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只要世界上还有愚昧和贫困……”
九点，一个女孩朗读了《惩罚集》：“黑夜沉沉，黎明还会远吗…”
十点，又一个男孩朗读了《静观集》：“没有人幸福，更没有人会胜利；时光对大家並不能完美无缺………
每读完一段，全场就陷入更深的沉默，没有人鼓掌，没有人叫好，但这沉默却比一切豪言壮语都震耳欲普罗斯佩-奥利维耶利萨加雷带领著一批年轻人穿梭在人群中，手里拿著一叠印刷品，向每一只伸出的手递上一份。
那是《公民葬礼手册》，用最廉价的灰色纸张印刷，扉页只印了一行字：
“权力以为没有它，人民只会製造混乱；但人民证明，没有傲慢的权力，才能诞生真正的庄严。”手册里面详细標註了各区集合点、行进路线和最重要的“静默守则”：不欢呼、不唱歌、不演讲，只以脱帽与低头表达敬意。
利萨加雷是公社流亡者，雨果在布鲁塞尔曾为他提供庇护。现在他用自己的方式回报这份恩情。午夜，一个缺了左耳的老兵经过沟通，走上了木。他从怀里取出一面三色旗，旗面上有几个子弹打穿的洞，还有焦黑的灼烧痕跡。
他走到灵车前，把三色旗轻轻盖在棺木上。然后退后两步，立正，敬了一个军礼。
全场没有发出任何掌声，只有更深的沉默。
那面旗帜是一个时代的伤口--1871年，它见证过法国人如何自相残杀，见证过巴黎的街道被鲜血染红。
现在它盖在雨果的棺木上，成为人民与诗人之间的某种契约。
远处旅馆的窗口后，內政部的密探们记录著现场的一切。
“二十三点，广场秩序良好。无骚乱。无斗殴。无踩踏。”
“零点，守夜继续进行。人群自发遵守静默。”
“一点，未发现异常。”
“两点……”
写到凌晨两点的时候，密探看著窗外那片黑压压的人海，摇了摇头，在纸上写下：
“接管已不可能。”
收到电报的亨利布里松沉默了很久，然后低声说了一句：“我们输了。”
6月1日，黎明，政府计划中的二十一响礼炮没有发出任何动静。
取而代之的是巴黎全城的钟声一一码头的钟，学校的钟，工厂的钟，火车站的钟……
千万口钟，在同一时刻，为送別维克多雨果而响。
这些钟声不是弥撒的召唤，那是千万个平凡场所对一位平凡灵魂的集体致意。
当钟声响起的时候，雨果的棺木被六名工人从灵上抬下，重新放上灵车。灵车从凯旋门出发，沿著香榭丽舍大街向西，再转向协和广场。
沿途没有官方搭建的看，没有议员席，没有外交使团的专区……只有人民。
他们站在街垒般的花堆后面，手里挥舞著雨果的书，《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灵车经过每一段街道，都有成千上万人同时脱帽低头，那片静默像一面无形的墙，盖住了整条香榭丽舍大街。
塞纳河上的每一座桥都站满了人。人们站在桥栏杆后面，肩膀挨著肩膀，像一堵堵沉默的墙；河对岸，共和国卫队的两个营被堵在路口，无法前进。
带队的军官骑在马上，看著眼前那片沉默的人海，举起的刀迟迟没有落下。
最终，他放下了刀。这道人墙后面，是两百万人对一位诗人的爱，任何刺刀都捅不穿。
太阳升到了天空的高处，灵车也抵达先贤祠广场。
先贤祠的十字架已经被拆除了，山墙上的铜锈顺著石雕的纹路往下淌，像两道绿色的眼泪。门廊下没有搭建任何讲，也没有政府官员，没有法兰西学院院士，没有外国使节。
来自法国十二个大区的代表走上前来，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有农民、有工人、有小职员。他们来自普罗旺斯、阿尔萨斯、洛林、诺曼第、布列塔尼、勃艮第、奥弗涅、朗格多克、吉耶訥、普瓦图、安茹、法兰西岛……每个人都穿著自己家乡的服装。
他们將灵柩从灵车上抬下来，扛在肩上，一步一步走向先贤祠的大门。
没有神父洒圣水，没有唱诗班吟诵，只有雨果的孙女让娜走在最前面。她穿著白色的裙子，手里拿著一束紫罗兰。
那束紫罗兰是从雨果在根西岛流亡时的住所高城居的花园里摘的，雨果在那里住了十五年，写下了《悲惨世界》的大部分篇章。
让娜走进先贤祠，那里的地下墓穴，早就准备了一个巨大而庄严的石棺和一副滑轮组装置，等待雨果的到来。
让娜把紫罗兰放在墓穴旁边，然后退到一边，低下头，为自己的祖父默默祈祷著。
十二名代表，通过滑轮组，把灵柩缓缓放入石棺內。棺木落到底的时候，发出的响声，在先贤祠的石穹顶下迴荡了很久。
路易丝米歇尔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从怀里掏出一块红色的手帕，轻轻放在棺木旁边。
那是她在新喀里多尼亚流放时自己织的，代表著一个女人对曾庇护她的老人的私人告別。
普罗斯佩-利萨加雷站在门廊的阴影中，从怀里取出一面摺叠整齐的公社红旗，缓缓展开。红旗像一道不可磨灭的伤口，提醒著所有人：
虽然法国左翼对雨果的感情从来不是统一的，但此刻，他们共同完成了对他的赎回。
在石棺的棺盖合上前，莱昂纳尔才走到石棺前，转过身，面对身后那片望不到尽头的人海：“雨果先生要求穷人的灵车，要求拒绝教堂的祷告，要求为所有灵魂祈祷。今天，人民履行了他的遗嘱。
我们没有加冕一位圣人一一我们只是送还了一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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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5月25日，巴黎从沉睡中醒来的时候，所有报亭前都排起了长队。
《小巴黎人报》头版用了一整版刊登莱昂纳尔在维克多雨果大道130號门前的演讲全文。標题是加粗的黑体字：《“他们想把雨果从穷人那里偷走”》。
报纸在早上七点就被抢购一空。报童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边跑一边喊：“號外！索雷尔先生怒斥政府！“作家最危险的命运是被权力拥抱』！”
蒙马特高地的一间咖啡馆里，一份报纸摊在桌上，有人大声朗诵著。
当念到“政府想从穷人那里把雨果先生偷走”的时候，一个老工人一拍桌子：“说得对！雨果先生的钱给了穷人，他们倒好，拿十万法郎摆排场！”
拉丁区的一间学生公寓里，几个索邦的大学生围著桌子討论。
其中一个拿著《小巴黎人报》念道：““如果接受了他们的安排，那么从此以后，在法国，一位作家最危险的命运，不是被权力迫害，而是被权力深情地拥抱，直至成为它的一部分。』”
念完他抬起头：“大家都明白索雷尔这话什么意思吧？”
“当然明白！意思就是政府想把雨果变成他们的招牌。”另一个学生说，“好让自己那些骯脏的勾当都变成光鲜的功绩。”
第一个学生点了点头：“有道理。所以索雷尔说他们“想从穷人那里偷走雨果』。”
“对。雨果的遗嘱写得清清楚楚，他要用穷人的灵车。政府偏要搞国葬，这不是偷是什么？”旁边一直没说话的一个高年级学生冷笑了一声：“你们真以为政府在乎雨果的遗嘱？他们在乎的是葬礼那天，全世界的报纸都会登出“法国为雨果举行国葬』的消息。这才是他们要的。”
“那就让他们办不成！”
波旁宫的总理办公室里，亨利布里松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著好几份报纸，不过每一份的头版都让他血压往上升。
內政部长亨利阿兰-塔尔热坐在他对面，脸色也不好看。葬礼委员会的新任主席朱尔西蒙坐在旁边，手里拿著一份电报。
“现在外面怎么说？”布里松问。
阿兰-塔尔热嘆了口气：“《费加罗》《小巴黎人》《世纪报》《吉尔布拉斯》，还有外省的报纸，全都登了索雷尔那番话。尤其是“偷走』和“最危险的命运』那两句，到处都在传。”
布里松一拳砸在桌上：“他就那么几句话，把我们全盘的计划都搅乱了。”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朱尔西蒙开口了，“我们要想下一步怎么办。”作为前公共教育与美术部长，他说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阿兰-塔尔热看了看布里松：“要不……调整一下？葬礼规格降一降？”
“不行。”布里松斩钉截铁，“议会已经通过了国葬决议，十万法郎的预算也批了。现在降规格，全法国都会说我们被索雷尔嚇住了。”
朱尔西蒙点了点头：“我同意。国葬必须办，而且要办得体面。但我们得换个说法。”
“什么说法？”
“对外就说，我们尊重雨果先生的遗愿，所以葬礼会保持简朴。但凯旋门的布置、先贤祠的安葬，这些都是国家表达敬意的方式，不矛盾。”
阿兰-塔尔热想了想：“这个说法可以。但洛克罗伊夫人那边怎么办？她手里有雨果的亲笔遗嘱，而她现在只相信索雷尔那个混蛋！”
布里松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圈，才开口：“他们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关键是，葬礼需要组织。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没有军队引导人流，没有市政部门协调交通……
两百万人涌进葬礼现场会是什么后果？踩踏、斗殴、混乱！这一点毋庸置疑！”
他转过身看著几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按原计划推进。凯旋门照常布置，先贤祠照常改造。索雷尔要办他的“穷人的葬礼』，那就让他办。但我们不配合，看他怎么收场。”
阿兰-塔尔热眼睛亮了一下：“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没有政府，他们连路都封不住。到时候出了乱子，我们正好接手。而且我们可以把责任推到索雷尔他们身上一一是他们非要违背政府安排，才导致葬礼失控。”
朱尔西蒙想了想：“这確实有可能……但万一没有乱子呢？”
布里松冷笑了一声：“两百万人，没有组织，怎么可能不乱？你见过哪次大规模集会没有组织好，然后还不出事的？”
阿兰-塔尔热这时插了一句：“我听说索雷尔跟保罗拉法格关係不错。如果拉法格的工人党介入组织，也许真能稳住场面。”
布里松摆了摆手：“拉法格今年年初就因为鼓动革命被关进去了，现在还在圣佩拉吉监狱待著呢。他出不来。”
“就算他不在监狱里，他也不会帮索雷尔这个忙。”朱尔西蒙忽然说了一句。
布里松和阿兰-塔尔热都看向他。
朱尔西蒙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你们不知道拉法格怎么评价雨果？”
“怎么评价？”
“拉法格说，雨果是个“资產阶级机会主义者』，用华丽的辞藻和廉价的感伤主义掩盖阶级本质，是“所有骗子中最大、最反动的一个』。这是他的原话。”
阿兰-塔尔热愣了一下：“他真这么说？”
“当然是真的。所以拉法格和他的工人党根本不会来给雨果办葬礼。不捣乱就不错了。”
布里松听完，脸上露出了笑容：“那我们就更不用担心了。索雷尔连组织人手都凑不齐，拿什么跟我们斗？”
阿兰-塔尔热也跟著笑了：“看来这场葬礼，最后还是得我们接手。”
布里松重新坐回椅子上：“就这样定了吧。凯旋门的布置继续，先贤祠的改造加快。索雷尔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只管把该做的事做好。葬礼那天，巴黎的街头会证明谁才是对的。”
当天下午，政府的工作照常推进。
星形广场上，工人们开始往凯旋门上掛巨大的黑底金边帷幔。帷幔从拱顶一直垂到地面，把整座凯旋门包裹得像一个披著丧服的巨人。
帷幔上缀满了盾形纹章，每一枚都刻著雨果一部作品的名字一一《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静观集》《歷代传说》……
凯旋门正下方，工人们开始搭建一座豪华的灵。灵用黑色大理石贴面，四周摆放著棕櫚树和白色百合花，基上预留了摆放灵柩的位置。
基后面是观礼，预留了三百个座位，给政府官员、外国使节和各界名流。
广场四周，工人们还在搭建用来分隔人流的临时栏杆，每隔十米就有一个警察站岗的位置。巴黎市政厅的工人们也在忙碌。他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两侧搭建看，看用木板和脚手架临时拚成，外面包著黑布。
这些看是预留给议员、法官、教授、军官等“社会精英”的专区，平民没有资格坐上去。协和广场上，工人们正在竖立起一根根旗杆，准备悬掛前来葬礼现场的各国使节的国旗。高耸的埃及方尖碑也被黑纱包裹起来，顶端放了一个巨大的黑色花圈。
所有的工程都在赶工，工人们两班倒，日夜不停地干。现在的巴黎市民走过这些地方，都要绕道而行。5月26日上午，《政府公报》刊登了两道总统令。
第一道法令宣布：先贤祠恢復其1791年的原始用途，成为“国家伟人的墓地”。拿破崙三世与歷代王朝赋予其宗教性质的一切法令，统统废止。
第二道法令写得更加明確：“维克多雨果的遗体將安葬於先贤祠。”
这是自1791年米拉博以来，第一次有人直接以国葬规格进入先贤祠；也是第一次，一位作家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被纳入共和国的万神殿。
消息一出，共和派的报纸一片欢呼。
因为眼下先贤祠实际上仍然是一座宗教建筑一一它的官方名称是圣热內维耶芙教堂。
教堂正面高悬著十字架，內部有祭坛与宗教陈设，由一支名为“圣热內维耶芙咏礼司鐸团”的六人神父团体主持日常宗教活动。
先贤祠的命运堪称法国政体更迭的晴雨表，它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反覆横跳了近一个世纪。最早它是路易十五大病初癒后发愿建造的教堂；法国大革命后制宪议会颁布法令，將这座刚完工的教堂世俗化，更名为“先贤祠”，门楣刻上了“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的箴言。
后来拿破崙一世登基后，又颁布法令將先贤祠归还教会，恢復为圣热內维耶芙教堂。门楣上的世俗铭文被抹去，宗教仪式也被重新恢復。
等七月王朝復辟后，路易-菲利普又將其重新改为先贤祠，但功能模糊，既非纯粹的陵墓，也非完全的教堂，更多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后来拿破崙三世发动政变成为新的皇帝，再次颁布法令將先贤祠彻底恢復为国家教堂，並建立了一支由六名神父组成的“圣热內维耶芙咏礼司鐸团”，专责“为法兰西祈祷，为安葬於此的死者祈祷”，门楣上的革命铭文也再次被凿去，十字架重新耸立起来。
第三共和国的政权稳定以后，议会曾通过法案，试图恢復先贤祠的世俗性质，但遭到参议院阻挠，不了了之。
如今，雨果的去世为共和国提供了不可错过的契机！
《小巴黎人报》的头版標题是：《世俗共和国对教权的胜利》。
《世纪报》写道：“先贤祠终於回归了它的使命一一安葬那些为法兰西增光的伟人。雨果先生作为其中最杰出者，理应有此殊荣。”
《共和国报》则更加直接：“十字架从先贤祠滚出去！雨果要进来了！”
教会的报纸自然炸了锅。
《宇宙报》的头版只有一个標题：《撒旦得胜了》。
正文写道：“共和国將圣热內维耶芙教堂从上帝手中夺走，献给了一个写书的凡人。这是法兰西对上帝的公开背叛。”
《十字架报》则哀嘆：“法国被从教会手中夺走，献给了共济会的崇拜。雨果的灵柩放在哪里，哪里就是褻瀆之地。”
里昂的主教发表公开信，称总统令是“对天主教徒的侮辱”；马赛的主教號召信徒们“为法兰西祈祷，求上帝赦免这个国家的罪”。
但政府不在乎，总统儒勒格雷维签署法令之前，他就已经知道教会会有什么反应，但他需要的不是教会的支持，而是共和派的欢呼。
法令见报以后，先贤祠广场的气氛骤然紧张。
工人们开始拆除先贤祠正面的十字架。这座十字架是铜铸的，有三米高，嵌在山墙的石雕里。工人们先搭起脚手架，然后开始用锯子锯十字架与石雕的连接处。
消息传开，天主教徒开始聚集在先贤祠广场。起初只有几十个人，站在广场边上，远远地看著工人们施工。他们手里拿著玫瑰经念珠，嘴里念念有词。
到了中午，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达到了三四百人。终於有人开始喊“这是褻瀆”，还有人试图衝进广场阻止施工。警察不得不拉起了警戒线，把人拦在外面。
下午两点，衝突还是爆发了。
一群年轻的共和派学生举著三色旗来到广场，对著那些天主教徒喊“共和国万岁”“教会滚出去”；天主教徒则回骂他们“撒旦的走狗”。
双方先是互相扔东西一一石头、烂水果、空瓶子。然后开始扭打在一起。
警察衝进去拉架，但两边都不听。有天主教徒被打破头，血流了一脸；还有学生被打掉两颗牙，满嘴是血。
警察不得不鸣枪示警。枪声一响，人群才散开。但已经有好几个人受了伤，被抬走了。
第二天，类似的衝突又在先贤祠广场发生了一次。这次规模更大，有上千人参与。警察抓了上百个人，才勉强控制住局面。
《十字架报》把这两次衝突描述为“共和国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宇宙报》则呼吁信徒们“不要屈服於暴政”。
共和派的报纸则反过来指责教会“煽动暴乱”“破坏公共秩序”。
整个巴黎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政府，一派支持教会。两派的人在街头相遇，都要互相瞪一眼，骂几句。
洛克罗伊夫人坐在维克多雨果大道130號的客厅里，手里拿著一份报纸，眉头紧锁。
莱昂纳尔坐在她对面，喝著咖啡。
“索雷尔先生，外面这么乱，葬礼还能顺利举行吗？”洛克罗伊夫人问。
莱昂纳尔放下杯子：“能。”
“你怎么这么肯定？”
“因为人们对雨果先生的敬意，会超越政客们的想像。”
洛克罗伊夫人看著他，嘆了口气：“我希望你是对的。这几天来家里的人越来越多，从早到晚不断。我看著他们，心里又感动又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辜负他们。雨果先生把这么多人的爱戴留给我们处理，我怕做不好。”
莱昂纳尔站起来，走到窗边，看著楼下的花海：“您不用担心。我们只要按他的遗嘱办就行。简朴、安静、有尊严。这就是他想要的。”
“但政府那边……”
“政府那边我会处理。”莱昂纳尔转过身，“他们想办国葬，想用雨果先生的尸体给共和国贴金。但我们有全法国爱戴雨果的人，我们不是独自在战斗。”
洛克罗伊夫人点了点头：“那就拜託你了。”
与此同时，巴黎各大火车站开始变成人的海洋。
从马赛来的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从里昂来的火车，连车顶都恨不得坐上人；从波尔多、南特、里尔、南锡来的火车，每一趟都超员近一倍。
人们背著包袱、提著篮子、抱著孩子，从法国的四面八方涌向巴黎。
他们是工人、农民、小店主、职员、教师、学生……他们不是被政府邀请来的，也没有人组织他们。他们自己买了车票，自己坐了火车，自己找到了住处一一如果找不到住处，就睡在火车站、塞纳河边、公园的长椅上。
他们来巴黎只有一个目的：送雨果最后一程。
圣拉扎尔火车站外面，一个从勒阿弗尔来的老水手坐在阶上，身边放著一个帆布包。有人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勒阿弗尔。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
“你认识雨果先生吗？”
“不认识。但我在酒馆里听別人读过他的书，《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他写那些穷人，写那些受苦的人，写得真好。我就想来送送他。”
类似的对话，在巴黎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
到了5月30日，涌进巴黎的人已经超过了100万。旅馆爆满，民宿爆满，连教堂的收容所都满了。有些人实在找不到住处，就乾脆睡在塞纳河的桥洞下面。
巴黎的市政系统达到了最大负荷。垃圾没人收，自来水供应不足，公厕排起了长队……警察局的人手也严重不足，到处都是交通堵塞，巴黎乱成了一锅粥。
亨利布里松坐在办公室里，听著阿兰-塔尔热的报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现在怎么办？”阿兰-塔尔热问，“人太多了，我们的警察根本不够用。”
“不够用就调军队。”
“军队已经调了。但指挥不了交通，管不了那些乱扔垃圾的人。”
布里松沉默了一会儿：“不用管。让他们乱。”
阿兰-塔尔热愣了一下：“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不用刻意维持秩序。人越多越好，越乱越好。等到葬礼那天，如果真出了大乱子，我们就能名正言顺地接手。而且索雷尔要负全部责任。”
阿兰-塔尔热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看著？”
“看著。什么都不用做。”
阿兰-塔尔热点了点头，退了出去。
亨利布里松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点燃了一支雪茄，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然后看著窗外的天空。“索雷尔，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
5月31日，维克多雨果大道，今天是雨果正式入殮的日子。
从清晨开始，整条街就被人群挤满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沿著人行道站成一排排，肩膀挨著肩膀，脚尖碰著脚跟。
街道两旁的窗户全部打开，窗上探出无数颗脑袋。连屋顶上都爬满了人，他们坐在屋脊上，两只脚悬在半空中摇晃。
警察在人群外围拉起了警戒线，但他们不敢推操，不敢嗬斥，只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儘量维持住最基本的秩序。
街道的另一头，上千名军人列队站在几个街区外的指定位置。他们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带队的军官不时看怀表，等待命令。
只要现场发生规模化的骚乱，他们就会立刻接管葬礼一一包括维克多雨果的灵柩在內。
內政部的密探混在人群里，拿著笔记本，记录每一句能听到的话，记下每一个看起来像“危险分子”的脸。
气氛紧张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
下午五点整，维克多雨果大道130號的铁门开了。
最先出来的是六个僕人，他们在阶上铺了一块灰色的粗布，从门口一直铺到马车停靠的位置。然后，一辆灵车从巷子拐了出来。
那不是带著政府徽標的黑色马车，也不是有共和国卫队护送的豪华灵车，那就是一辆再朴素不过的，专门为赤贫者准备的普通灵车。
木质的车厢，没有任何油漆和装饰，木板还裸露著原本的顏色，上面甚至有虫蛀的痕跡。
人群中立刻有人开始低声哭泣，哭声渐渐匯聚成了一片悲伤的海洋。
一个老妇人抓住身边陌生人的胳膊，声音发抖：“他真的……真的用了穷人的灵车。”
莱昂纳尔索雷尔从门里走了出来。他穿著一身黑色的礼服，没有戴礼帽，手里拿著一份文件一一那是雨果1883年8月2日亲笔手书的遗嘱原件。
他的身后跟著两个人：奥古斯特瓦克里，雨果的主要遗嘱执行人，负责雨果的后事；保罗默里斯，雨果指定的“文学遗嘱执行人”，负责处理雨果的作品版权。
三个人站在阶上，看著眼前那片黑压压的人群。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喊口號，没有人鼓掌……成百上千双眼睛盯著他们。
莱昂纳尔环视了一眼阶下的人群，用最大的音量说出了第一句话：
“他们以为没有官僚，我们只有混乱……”
说完这句，他就停了下来，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等待他的下半句话。
但下半句话，不是从莱昂纳尔口中说出来的。
“不！”一个沙哑的女声从人群后面的阴影中传来，“没有官僚，我们反而获得了尊严！“人群纷纷回头，然后发出低沉的惊呼声，並且自动让开了一条路。
一个女人从后面走了出来，穿著一身粗布黑袍，袖子卷到手肘，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臂，臂上缠著一块黑纱。
这个女人头髮已经花白，脸上也满是皱纹，但眼睛里的光芒，依旧锐利得像刀锋。
路易丝米歇尔。“红色圣女”，巴黎公社的標誌性人物。
1871年她拿起枪保卫公社，公社失败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她身后跟著十几个女人，都穿著黑色丧服，戴著面纱，有的已经白髮苍苍，有的才不过三十多岁。她们是1871年公社失败后，在布鲁塞尔雨果寓所中找到庇护的公社遗孀。雨果收留了她们和她们的孩子，让她们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没有饿死、也没有被抓回去。
路易丝米歇尔没有走向灵车，而是径直走上阶，停在莱昂纳尔面前。
莱昂纳尔把手里的遗嘱原件递给她。
她接过来，展开那张发黄的纸，用她那独特的粗糲嗓音，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
“我给穷人留下五万法郎。”
念完第一句，她停顿了一下，抬头看了看人群。
“我希望躺在穷人的灵车中被送往墓地。”
念到第二句，她的声音更大了，沙哑的嗓音在街道上迴荡。
“我拒绝所有教堂为我举行的祷告仪式。”
念完第三句，她就把遗嘱举过头顶，像举著一面旗帜。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来埋葬一位诗人，而是来夺回一位父亲！”
人群终於发出了声音，是低沉、压抑的呜咽，像大海在远处咆哮。
莱昂纳尔举起手示意了一下，立刻就有六个穿著工作罩衫的男人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他们的罩衫上甚至还沾著油漆、石灰、铁锈和机油的痕跡，手里提著口袋和工具。
他们都是工人，来自巴黎第六区、第十一区、第十九区、第二十区、圣但尼和蒙马特。
每人臂上都缠著一块黑纱，但他们没有敬礼，没有宣誓，只是沉默地站到了灵车两侧。
奥古斯特瓦克里朝铁门里面挥了挥手，又有八个人抬著雨果的棺木走了出来。
棺木上没有繁复的雕刻，没有奢华的装饰，只简单地涂了一层黑色的油漆。
这八个人步伐很慢，一步一步走下阶，然后把棺木放入灵车。
六个工人沉默又迅速地用工具把它固定好，接著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把的紫罗兰和百合，铺满了棺木的四周。
那些花不是从香榭丽舍大街的高级花店里订购的高价货，所以花瓣有大有小，顏色深浅不一，有的花经过大半天，已经有些蔫了。
但它们是从巴黎各郊区的花园里摘的，从塞纳河堤岸的野地里采的，从工人合作社的菜畦边剪来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份心意。
当最后一朵花放好，路易丝米歇尔走上前，率领著公社的遗孀们，站到了灵车的最前方。米歇尔与雨果的关係始於1850年代，当时她年仅二十岁左右，从家乡弗龙库尔-拉科特寄出第一封信，附上自己的诗作，向这位“伟大的诗人“寻求评判。
1862年《悲惨世界》出版后，米歇尔开始在给雨果的信上署名“安灼拉”，正是《悲惨世界》中那位革命青年的名字，她在信中称雨果为“民主的士兵，理想的祭司”。
一直到她从新喀里多尼亚归来后，开始投身无政府主义与工人运动，才与雨果的共和派立场渐行渐远。如今，米歇尔终於有机会，和她曾经的“诗神”，做最后的致敬与道別。
灵车开始移动。
没有鼓点，没有军乐，只有车轮碾过路面的声响，沉重而庄严，像一座城市缓慢的心跳。
人流隨著它移动，前面的人让开路，后面的人跟上来。似乎没有人指挥，也没有人疏导，但整个队伍流动却平稳有序得出奇。
他们朝著星形广场缓缓流去，那里有凯旋门，然后將是先贤祠一雨果配得上这一切，但不是以某些人认为的方式。
波旁宫的总理办公室里，亨利布里鬆手里攥著一份刚从星形广场发来的电报。
电报只有一行字：“索雷尔即將抵达凯旋门，路易丝米歇尔在场，人群估计已超百万。”布里松把电报拍在桌上，看著內政部长亨利阿兰-塔尔热和葬礼委员会主席朱尔西蒙。“公社的人？路易丝米歇尔？她怎么来了？”
阿兰-塔尔热脸色发白：“我们也没想到。拉法格还在监狱里，但他的工人党没来，来的是公社那批人，他们也很有组织“大型活动』的经验。
雨果当年在布鲁塞尔收留过他们，他们这是在还人情。”
布里松一拳砸在桌上：“不！这是对共和国的反攻！赤裸裸的反攻！他们想借雨果的葬礼搞政治！”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两圈，才停下来：“不能让他们得逞。你马上派人去广场，告诉他们，没有官方组织就是非法的。让他们散开，把灵车交给我们的警察。”
阿兰-塔尔热犹豫了一下：“可是总理先生，人群太多了……”
“多也要去！”布里松吼道，“难道我们就这么看著公社的余孽把雨果的尸体从我们手里抢走？”朱尔西蒙这时开口了：“布里松先生，我建议您冷静。强行驱散可能会引发衝突。两百万人，如果出了踩踏………”
“那就在广场上出人命之前把他们拦住。”布里松打断他，“现在就起草命令，派特使去广场。告诉他们，要么服从政府的安排，要么后果自负。”
阿兰-塔尔热不敢再说什么，转身出去起草命令了。
下午五点三十分，承载雨果棺木的灵车抵达星形广场。
凯旋门已经裹好了政府准备的黑纱，但黑纱外面，已经有人又掛上了几十幅巨大的白布。
白布从拱顶一直垂到地面，上面用雨果的手书体印著《静观集》中的一句诗：
【明日，破晓时分，我將启程。】
这句诗是雨果为悼念长女莱奥波尔丁而作，哀婉深沉。
白布把官方布置的帷幔遮住了一大半。那些原本印著雨果作品名字的盾形纹章，现在只能从白布的缝隙里露出一角。
官方的灵还在那里，黑色大理石贴面，棕櫚树和百合花整整齐齐。但没有人朝它走去。
所有的人都围著那辆朴素的灵车，灵车则朝著凯旋门正下方临时搭建的一个木子驶去。
这时候，一个穿黑色礼服的中年男人从广场东侧快步走了过来，身后跟著一队警察。而人群外围，还有更多的警察向这里围来。
他走到木前，拦在莱昂纳尔等人面前，阻止灵车继续靠近，然后高高举起一张纸。
“我是內政部特使，受內政部长亨利阿兰-塔尔热先生委託，前来传达命令。”
他清了清嗓子，念道：“今晚的守夜活动，未经过任何官方申报，也未获得任何批准。因此，你们继续聚集在此，將被视为对公共秩序的威胁。
请立即解散人群，並將雨果先生的灵车移交內政部。否则，警方將依法採取强制措施。”
念完，他把命令放下，看著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请配合。”
莱昂纳尔没有说话，只是看著那个特使，像看一个闯进別人家客厅的陌生人。
这时候，一身黑色打扮的爱德华瓦扬，像幽灵一样出现了。他的衣领上別著一枚小小的徽章一一那是巴黎市议员的徽章，1884年选举给他带来的身份。
他不紧不慢地走到了特使面前，从怀里取出一份5月26日的《政府公报》，上面刊登著议会通过国葬法案的全文。
“先生，法案写得很清楚，“国家为维克多雨果举行国葬』。但法案没有写“必须由內政部或者其他政府部门组织』。”
特使皱了皱眉：“这不需要写。国葬自然是国家来办。”
“国家是抽象的概念。”瓦扬的语气很平静，“具体到今天晚上，谁是“国家』？是你？还是站在你身后那些警察？还是坐在波旁宫办公室里的布里松先生？”
特使的脸涨红了。
瓦扬继续往下说：“今天，是雨果先生的家属委託人民，协助执行他的遗嘱，为他举行葬礼。您要找组织者？”
他转过身，朝身后那片黑压压的人海指了指：“这里只有人民。或者你认为，共和国的主人不是人民，而是坐在波旁宫里的官僚们？”
特使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说不出话来。他扭头朝广场四周看了看，心里开始发毛。
广场东侧，沿著香榭丽舍大街的入口，不知何时，又上千名穿著工装的工人手挽著手，围成了一道人墙。
此外还佇立著几百个穿著旧国民自卫军外套的老人，像一排排生锈却未折断的刺刀。
警察想往前走，却发现每走一步都要从人缝里挤过去，並且周围就有几百双眼睛看著他们。那些眼睛像看一件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冷漠得像冰。
带队警官是个四十多岁的老警察，在巴黎干了二十年，见惯了学生闹事、工人罢工，前几天他还带队抓过打群架的天主教徒和共和派。
但他没见过这种场面，前方那片沉默的人海不喊口號、不扔石头、不跟他动手，只是看著他，静静地、整整地、密不透风地看著他。
他忽然觉得，如果他下令往前冲，这些人也不会拦他。他们会让他走进去，然后他就会被那片沉默吞掉，连个声响都发不出来。
他放下警棍，低声对身边的同事说了一句：“原地待命。”
特使看到这个情况，脸色更难看了。他看著瓦扬，又看了看莱昂纳尔，最后扫了一眼木边站著的路易丝米歇尔。
他把手里的命令折起来，塞进口袋，转过身走了；那队警察也跟著他走了。
人群短暂分开，又重新合拢，像水淹没了被划开的裂缝。
路易丝米歇尔走到莱昂纳尔身边，低声说了一句：“他们不会再来。”
莱昂纳尔点点头，没有说话。
灵车顺利被抬上了灵，莱昂纳尔、路易丝米歇尔、爱德华瓦扬、奥古斯特瓦克里和保罗默里斯也陆续走上了木。
几人各自亲手点燃了一支粗大的蜂蜡蜡烛，高高举起，让火光在渐浓的暮色中摇曳。
莱昂纳尔转向人群，大声说了一句简短的话：
“今夜，人民就是他的教堂，沉默就是他的祷告。”
晚上八点，守夜正式开始。
两百万人从香榭丽舍大街涌来，从林荫大道涌来，从塞纳河的每一个码头涌来……但没有人欢呼，没有人唱歌。
整个星形广场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寂静，只能听到人们沉重的脚步声和偶尔的抽噎声。
每隔一个小时，一个童声就在灵车前朗读一段雨果的作品，声音稚嫩而清亮，在寂静中传得极远极远。八点，一个男孩朗读了《悲惨世界》：“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只要世界上还有愚昧和贫困……”
九点，一个女孩朗读了《惩罚集》：“黑夜沉沉，黎明还会远吗…”
十点，又一个男孩朗读了《静观集》：“没有人幸福，更没有人会胜利；时光对大家並不能完美无缺………
每读完一段，全场就陷入更深的沉默，没有人鼓掌，没有人叫好，但这沉默却比一切豪言壮语都震耳欲普罗斯佩-奥利维耶利萨加雷带领著一批年轻人穿梭在人群中，手里拿著一叠印刷品，向每一只伸出的手递上一份。
那是《公民葬礼手册》，用最廉价的灰色纸张印刷，扉页只印了一行字：
“权力以为没有它，人民只会製造混乱；但人民证明，没有傲慢的权力，才能诞生真正的庄严。”手册里面详细標註了各区集合点、行进路线和最重要的“静默守则”：不欢呼、不唱歌、不演讲，只以脱帽与低头表达敬意。
利萨加雷是公社流亡者，雨果在布鲁塞尔曾为他提供庇护。现在他用自己的方式回报这份恩情。午夜，一个缺了左耳的老兵经过沟通，走上了木。他从怀里取出一面三色旗，旗面上有几个子弹打穿的洞，还有焦黑的灼烧痕跡。
他走到灵车前，把三色旗轻轻盖在棺木上。然后退后两步，立正，敬了一个军礼。
全场没有发出任何掌声，只有更深的沉默。
那面旗帜是一个时代的伤口--1871年，它见证过法国人如何自相残杀，见证过巴黎的街道被鲜血染红。
现在它盖在雨果的棺木上，成为人民与诗人之间的某种契约。
远处旅馆的窗口后，內政部的密探们记录著现场的一切。
“二十三点，广场秩序良好。无骚乱。无斗殴。无踩踏。”
“零点，守夜继续进行。人群自发遵守静默。”
“一点，未发现异常。”
“两点……”
写到凌晨两点的时候，密探看著窗外那片黑压压的人海，摇了摇头，在纸上写下：
“接管已不可能。”
收到电报的亨利布里松沉默了很久，然后低声说了一句：“我们输了。”
6月1日，黎明，政府计划中的二十一响礼炮没有发出任何动静。
取而代之的是巴黎全城的钟声一一码头的钟，学校的钟，工厂的钟，火车站的钟……
千万口钟，在同一时刻，为送別维克多雨果而响。
这些钟声不是弥撒的召唤，那是千万个平凡场所对一位平凡灵魂的集体致意。
当钟声响起的时候，雨果的棺木被六名工人从灵上抬下，重新放上灵车。灵车从凯旋门出发，沿著香榭丽舍大街向西，再转向协和广场。
沿途没有官方搭建的看，没有议员席，没有外交使团的专区……只有人民。
他们站在街垒般的花堆后面，手里挥舞著雨果的书，《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灵车经过每一段街道，都有成千上万人同时脱帽低头，那片静默像一面无形的墙，盖住了整条香榭丽舍大街。
塞纳河上的每一座桥都站满了人。人们站在桥栏杆后面，肩膀挨著肩膀，像一堵堵沉默的墙；河对岸，共和国卫队的两个营被堵在路口，无法前进。
带队的军官骑在马上，看著眼前那片沉默的人海，举起的刀迟迟没有落下。
最终，他放下了刀。这道人墙后面，是两百万人对一位诗人的爱，任何刺刀都捅不穿。
太阳升到了天空的高处，灵车也抵达先贤祠广场。
先贤祠的十字架已经被拆除了，山墙上的铜锈顺著石雕的纹路往下淌，像两道绿色的眼泪。门廊下没有搭建任何讲，也没有政府官员，没有法兰西学院院士，没有外国使节。
来自法国十二个大区的代表走上前来，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有农民、有工人、有小职员。他们来自普罗旺斯、阿尔萨斯、洛林、诺曼第、布列塔尼、勃艮第、奥弗涅、朗格多克、吉耶訥、普瓦图、安茹、法兰西岛……每个人都穿著自己家乡的服装。
他们將灵柩从灵车上抬下来，扛在肩上，一步一步走向先贤祠的大门。
没有神父洒圣水，没有唱诗班吟诵，只有雨果的孙女让娜走在最前面。她穿著白色的裙子，手里拿著一束紫罗兰。
那束紫罗兰是从雨果在根西岛流亡时的住所高城居的花园里摘的，雨果在那里住了十五年，写下了《悲惨世界》的大部分篇章。
让娜走进先贤祠，那里的地下墓穴，早就准备了一个巨大而庄严的石棺和一副滑轮组装置，等待雨果的到来。
让娜把紫罗兰放在墓穴旁边，然后退到一边，低下头，为自己的祖父默默祈祷著。
十二名代表，通过滑轮组，把灵柩缓缓放入石棺內。棺木落到底的时候，发出的响声，在先贤祠的石穹顶下迴荡了很久。
路易丝米歇尔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从怀里掏出一块红色的手帕，轻轻放在棺木旁边。
那是她在新喀里多尼亚流放时自己织的，代表著一个女人对曾庇护她的老人的私人告別。
普罗斯佩-利萨加雷站在门廊的阴影中，从怀里取出一面摺叠整齐的公社红旗，缓缓展开。红旗像一道不可磨灭的伤口，提醒著所有人：
虽然法国左翼对雨果的感情从来不是统一的，但此刻，他们共同完成了对他的赎回。
在石棺的棺盖合上前，莱昂纳尔才走到石棺前，转过身，面对身后那片望不到尽头的人海：“雨果先生要求穷人的灵车，要求拒绝教堂的祷告，要求为所有灵魂祈祷。今天，人民履行了他的遗嘱。
我们没有加冕一位圣人一一我们只是送还了一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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