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震惊编辑部
石家庄市中山路。
《河北文艺》编辑部挤在省文联大楼三楼的两间半办公室里。
说两间半，是因为靠走廊那间被隔墙劈成了两截，大半截归诗歌组，小半截归美术组，中间用报纸糊的木板隔著，说话都能听见对面翻稿子。
小说组占了朝南那间大屋。
四张办公桌拼成两排，桌上堆的全是稿子，牛皮纸信封摞得比暖水瓶还高。
窗台上搁著三个搪瓷缸子，缸子底下垫的是退稿。
创刊於1950年，最开始就取名《河北文艺》，浩劫中停刊，1972年復刊改过一阵名字，去年又改回来了。
上头点名发过的几篇东西在省內有些响动，但跟《人民文学》《收穫》没法比。
197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去年十月，开了会，確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向。文艺政策鬆动了，不再是样板戏一统天下。
但鬆动归鬆动，尺度在哪里，谁也说不准。
眼下文坛最火的是伤痕文学，满天下都在写。
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救救孩子“的哭声响遍全国。
接著是《歌德巴赫猜想》《人到中年》，一篇接一篇地哭，一篇接一篇地控诉。
孙浩然是河北大学中文系65届的。
十年浩劫中被下放保定农村五年，亲歷过60年代的困难时期。
1977年他的中篇《春风拂面》拿了省文学奖，刚从保定调回省作协。
今年38岁，提了正科，当上《河北文艺》小说组组长。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桌上摊著一沓稿子，菸灰缸里插了四个烟屁股。
第五根夹在手指间，烧到了过滤嘴还没抽。
面前这篇稿子他已经看了二十分钟，越看越烦。
又是知青下乡，又是被迫害，又是抱头痛哭。
五千字里“泪水”出现了十一次，“苦难”出现了八次。
排比句一段接一段，感嘆號密得跟下雨似的。
不是写得差，文笔也是通的。
但跟前天看的那篇、大前天看的那篇、上礼拜看的那十几篇——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孙浩然把稿子翻过去扣在桌上，揉了揉太阳穴。
今天是礼拜三，本周已经看了三十多篇来稿，过了两篇。
两篇还都是勉强过，放在去年能用，放在今年只能算凑版面。
他伸手去够旁边那摞还没拆封的来稿。
手指碰到一个掛號信封。
掛號件在来稿里不常见。
多数人投稿用的是八分钱平信，捨得花两毛钱寄掛號的，要么是对自己有把握，要么是穷讲究。
他翻过来看寄件人。
“易县太行公社前进大队，陆沉。”
没有单位抬头。
没有作协会员编號。
没有“某某文化馆推荐”的字样。
一个光禿禿的名字，和一个谁也没听过的生產大队。
孙浩然本能地想把它塞进退稿堆。
没名气、没推荐、没单位，十篇里九篇半是废稿。
这是经验。
但他看了一眼那个“掛號”的红戳。
两毛钱。
对一个农村生產大队的人来说，两毛钱够买一斤多玉米面了。
他拆开了信封。
十二页稿纸，棉线扎的。
字跡工整，一笔一划，但纸不好，背面洇出水跡。
封面写了一个字——《吃》。
孙浩然靠在椅背上，开始看第一段。
看完第一段，他没什么反应。
开头很平，像一篇普通的敘事散文。
没有感嘆號，没有排比句，甚至没有一个形容词。
他往下看。
看到第二页，他的后背离开了椅背。
第三页，他把烟掐了。
写的是飢饿。
但整篇五千字里没有一个“饿”字。
不写胃怎么疼，不写人怎么哭，不写“万恶的”什么什么。
它只是写一个人在冬天的夜里躺在炕上，听见自己肚子叫，那声音在土坯房里来回撞。
然后这个人开始用嘴“做菜”。
先做一盘花生米。
怎么炒的，多少油，什么时候放盐，盐粒在锅底蹦，噼啪响，花生米的皮裂开，香味躥起来——
全是假的。
嘴里说的，胃是空的。
孙浩然读到“用嘴做红烧肉”那一段，头皮炸了。
每一个步骤都写得清清楚楚。
切肉，焯水，下锅，炒糖色，加酱油，小火燉。
写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像真的在做一样。
但旁边躺著的人都知道是假的，他们只是闭上眼睛，跟著他一起闻那股不存在的肉香。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熬过那个夜晚。
孙浩然手指捏著稿纸边缘，指尖发白。
这不是伤痕文学。
这种写法他没见过。
不哭，不喊，不控诉。
只是把事情一件一件冷冷地摆在你面前。
“吱”
他站起来，椅子剐蹭地面，发出刺耳响声。
对面桌的赵文秀抬起头。
五十一岁的老编辑，在这个位置坐了快二十年，什么稿子没见过。
孙浩然把手稿拍在她桌上。
“赵姐，你看看。”
赵文秀摘下老花镜擦了擦，又戴上，拿起稿子。
孙浩然没坐回去。
他站在自己桌子旁边，两只手插在裤兜里，又掏出来，摸了根烟点上，抽了两口，又掐了。
五分钟。
十分钟。
赵文秀没有说话。办公室里只有稿纸翻动的声音。
翻到第七页的时候，赵文秀的手停了。
她一只手捂住了嘴。
眼泪掉下来，砸在稿纸边缘，洇开一小团水渍。
孙浩然愣了。
赵文秀不是容易哭的人。
去年审《班主任》的时候，全组都在討论，她只说了句“写得还行”。
“赵姐？”
赵文秀摘下眼镜，用手背抹了一把脸。
“六一年。我婆婆。就是这么没的。”
她吸了一口气，没说下去。
六一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在座的没有不知道。
但知道是一回事，被人这么写出来是另一回事。
诗歌组的两个编辑从隔壁探头进来。
赵文秀从不在办公室哭，这动静不对。
“怎么了？”
孙浩然没回答。他把赵文秀看完的稿子拿起来，递过去。
“你们看。”
稿子在几个人手里传。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没有人说话，只有纸页翻动的沙沙声，偶尔一声吸鼻子。
窗外的阳光穿过玻璃打在稿纸上，照著上面那些洇透的墨跡和刚落的泪痕。
孙浩然在过道里来回走了三趟。过道只有两步宽，他走到头转身，走到头再转身。
“今年文坛得出一匹黑马。”他停下来，
“这笔力——不对，这不光是笔力的问题。他写飢饿不用饿字，写苦难不喊一声苦。这种克制力，现在文坛上有几个人做得到？”
他抢过最后一个编辑手里的稿子，一页页理齐，护在胸前。
“新人来稿，按规矩得过三审。”赵文秀擦乾眼睛。
“我知道。”
孙浩然回答。
三审。
初审组长签字，覆审副主编，终审主编。
新人稿走完流程快的两周，慢的一个月。
但下一期的版面后天就截稿——排上了就是六月號，排不上就得等七月。
等不了。
“都把手里的活停一停。”
孙浩然把那沓洇了水跡的稿纸拍在办公桌正中央。
“今天必须把这篇定下来。”
《河北文艺》编辑部挤在省文联大楼三楼的两间半办公室里。
说两间半，是因为靠走廊那间被隔墙劈成了两截，大半截归诗歌组，小半截归美术组，中间用报纸糊的木板隔著，说话都能听见对面翻稿子。
小说组占了朝南那间大屋。
四张办公桌拼成两排，桌上堆的全是稿子，牛皮纸信封摞得比暖水瓶还高。
窗台上搁著三个搪瓷缸子，缸子底下垫的是退稿。
创刊於1950年，最开始就取名《河北文艺》，浩劫中停刊，1972年復刊改过一阵名字，去年又改回来了。
上头点名发过的几篇东西在省內有些响动，但跟《人民文学》《收穫》没法比。
197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去年十月，开了会，確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向。文艺政策鬆动了，不再是样板戏一统天下。
但鬆动归鬆动，尺度在哪里，谁也说不准。
眼下文坛最火的是伤痕文学，满天下都在写。
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救救孩子“的哭声响遍全国。
接著是《歌德巴赫猜想》《人到中年》，一篇接一篇地哭，一篇接一篇地控诉。
孙浩然是河北大学中文系65届的。
十年浩劫中被下放保定农村五年，亲歷过60年代的困难时期。
1977年他的中篇《春风拂面》拿了省文学奖，刚从保定调回省作协。
今年38岁，提了正科，当上《河北文艺》小说组组长。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桌上摊著一沓稿子，菸灰缸里插了四个烟屁股。
第五根夹在手指间，烧到了过滤嘴还没抽。
面前这篇稿子他已经看了二十分钟，越看越烦。
又是知青下乡，又是被迫害，又是抱头痛哭。
五千字里“泪水”出现了十一次，“苦难”出现了八次。
排比句一段接一段，感嘆號密得跟下雨似的。
不是写得差，文笔也是通的。
但跟前天看的那篇、大前天看的那篇、上礼拜看的那十几篇——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孙浩然把稿子翻过去扣在桌上，揉了揉太阳穴。
今天是礼拜三，本周已经看了三十多篇来稿，过了两篇。
两篇还都是勉强过，放在去年能用，放在今年只能算凑版面。
他伸手去够旁边那摞还没拆封的来稿。
手指碰到一个掛號信封。
掛號件在来稿里不常见。
多数人投稿用的是八分钱平信，捨得花两毛钱寄掛號的，要么是对自己有把握，要么是穷讲究。
他翻过来看寄件人。
“易县太行公社前进大队，陆沉。”
没有单位抬头。
没有作协会员编號。
没有“某某文化馆推荐”的字样。
一个光禿禿的名字，和一个谁也没听过的生產大队。
孙浩然本能地想把它塞进退稿堆。
没名气、没推荐、没单位，十篇里九篇半是废稿。
这是经验。
但他看了一眼那个“掛號”的红戳。
两毛钱。
对一个农村生產大队的人来说，两毛钱够买一斤多玉米面了。
他拆开了信封。
十二页稿纸，棉线扎的。
字跡工整，一笔一划，但纸不好，背面洇出水跡。
封面写了一个字——《吃》。
孙浩然靠在椅背上，开始看第一段。
看完第一段，他没什么反应。
开头很平，像一篇普通的敘事散文。
没有感嘆號，没有排比句，甚至没有一个形容词。
他往下看。
看到第二页，他的后背离开了椅背。
第三页，他把烟掐了。
写的是飢饿。
但整篇五千字里没有一个“饿”字。
不写胃怎么疼，不写人怎么哭，不写“万恶的”什么什么。
它只是写一个人在冬天的夜里躺在炕上，听见自己肚子叫，那声音在土坯房里来回撞。
然后这个人开始用嘴“做菜”。
先做一盘花生米。
怎么炒的，多少油，什么时候放盐，盐粒在锅底蹦，噼啪响，花生米的皮裂开，香味躥起来——
全是假的。
嘴里说的，胃是空的。
孙浩然读到“用嘴做红烧肉”那一段，头皮炸了。
每一个步骤都写得清清楚楚。
切肉，焯水，下锅，炒糖色，加酱油，小火燉。
写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像真的在做一样。
但旁边躺著的人都知道是假的，他们只是闭上眼睛，跟著他一起闻那股不存在的肉香。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熬过那个夜晚。
孙浩然手指捏著稿纸边缘，指尖发白。
这不是伤痕文学。
这种写法他没见过。
不哭，不喊，不控诉。
只是把事情一件一件冷冷地摆在你面前。
“吱”
他站起来，椅子剐蹭地面，发出刺耳响声。
对面桌的赵文秀抬起头。
五十一岁的老编辑，在这个位置坐了快二十年，什么稿子没见过。
孙浩然把手稿拍在她桌上。
“赵姐，你看看。”
赵文秀摘下老花镜擦了擦，又戴上，拿起稿子。
孙浩然没坐回去。
他站在自己桌子旁边，两只手插在裤兜里，又掏出来，摸了根烟点上，抽了两口，又掐了。
五分钟。
十分钟。
赵文秀没有说话。办公室里只有稿纸翻动的声音。
翻到第七页的时候，赵文秀的手停了。
她一只手捂住了嘴。
眼泪掉下来，砸在稿纸边缘，洇开一小团水渍。
孙浩然愣了。
赵文秀不是容易哭的人。
去年审《班主任》的时候，全组都在討论，她只说了句“写得还行”。
“赵姐？”
赵文秀摘下眼镜，用手背抹了一把脸。
“六一年。我婆婆。就是这么没的。”
她吸了一口气，没说下去。
六一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在座的没有不知道。
但知道是一回事，被人这么写出来是另一回事。
诗歌组的两个编辑从隔壁探头进来。
赵文秀从不在办公室哭，这动静不对。
“怎么了？”
孙浩然没回答。他把赵文秀看完的稿子拿起来，递过去。
“你们看。”
稿子在几个人手里传。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没有人说话，只有纸页翻动的沙沙声，偶尔一声吸鼻子。
窗外的阳光穿过玻璃打在稿纸上，照著上面那些洇透的墨跡和刚落的泪痕。
孙浩然在过道里来回走了三趟。过道只有两步宽，他走到头转身，走到头再转身。
“今年文坛得出一匹黑马。”他停下来，
“这笔力——不对，这不光是笔力的问题。他写飢饿不用饿字，写苦难不喊一声苦。这种克制力，现在文坛上有几个人做得到？”
他抢过最后一个编辑手里的稿子，一页页理齐，护在胸前。
“新人来稿，按规矩得过三审。”赵文秀擦乾眼睛。
“我知道。”
孙浩然回答。
三审。
初审组长签字，覆审副主编，终审主编。
新人稿走完流程快的两周，慢的一个月。
但下一期的版面后天就截稿——排上了就是六月號，排不上就得等七月。
等不了。
“都把手里的活停一停。”
孙浩然把那沓洇了水跡的稿纸拍在办公桌正中央。
“今天必须把这篇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