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各自的漂泊-苏青（上）
苏青回到云南的时候，八月的雨季还没过去。
火车从杭州一路向西，窗外的景色从平原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山。山越来越高，云越来越低。她在车上几乎没睡，一直看著窗外。不是不想睡，是捨不得闭眼——那些山，那些云，她太久没见了。
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外婆託了隔壁的杨叔来接她，一辆半新的麵包车，在盘山公路上开了快两个小时。苏青坐在副驾驶，摇下车窗，山里的风灌进来，湿漉漉的，带著泥土和草木的味道。不是福鼎海边那种咸腥的风，是云南山里特有的、混著松针和野花气息的风。她深深吸了一口，觉得肺里有什么东西鬆开了。
杨叔话不多，一路上只问了几句：“回来了？”“回来了。”“还走吗？”“不知道。”杨叔没有再问，把收音机打开，放著什么山歌，调子悠长，在车厢里迴荡。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外婆站在院门口，手里提著一盏旧马灯，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比苏青记忆中又矮了一些，背更驼了，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像山里的星星。
“青青。”外婆叫她，声音还是那个调子，慢悠悠的。
苏青走过去，抱住外婆。外婆比她矮了整整一个头，她把下巴搁在外婆的肩上，闻到外婆身上那股熟悉的、混著灶台烟火气和草药味的气息。她没有哭，在外婆面前她不想哭。
“饿了吧？锅里燉著鸡汤。”外婆拍了拍她的背，“你小时候最爱喝的。”
鸡汤用的山里放养的土鸡，加了刚从林子里捡的菌子。苏青喝了两碗，外婆坐在旁边看著她，也不说话，就是看著。喝完汤，外婆收了碗，说：“早点睡，房间给你收拾好了。”
苏青走进自己的房间。还是以前的样子，木床、木桌、木窗，窗台上放著几个空的花盆——她以前在里面种过凤仙花，用花瓣染指甲。床单是新换的，有阳光的味道。她躺下来，盯著天花板。木樑上还贴著她小时候画的画，一只歪歪扭扭的兔子，用蜡笔涂的，顏色已经褪了大半。
她闭上眼睛。没有失眠。山里的夜太安静了，安静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她在那片安静里，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她是被鸡叫醒的。
不是二叔家那种牛棚里的哞叫，是公鸡打鸣，一声接一声，像是在催人起床。她翻了个身，阳光从木窗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床尾，金灿灿的一条。她躺了一会儿，然后起床，推开门。
外婆已经在院子里了。她蹲在菜地里，正在拔草。听到门响，抬起头看了苏青一眼，笑了。“起来了？灶上有粥，自己去盛。”
苏青端著粥碗蹲在门口喝。外婆的菜地不大，种著辣椒、茄子、西红柿，还有几排豆角。篱笆墙上爬满了牵牛花，紫色的、粉色的，吹著小喇叭。她看著那些花，想起2023年春天，她和林逸去过一次福鼎。那是项目刚有起色的时候，他们抽了几天时间，回了林逸的老家。二叔带他们去赶海，退潮后的滩涂上密密麻麻全是小孔，林逸教她怎么找蟶子——“你看孔的边缘，如果有一圈细细的沙粒，说明蟶子刚缩回去，一挖一个准。”她挖到了人生中第一只蟶子，举著它在阳光下看，壳上沾著泥沙，但她觉得那是她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
那时候她以为，这样的日子还会有很多。
她把粥喝完，放下碗，走到菜地边蹲下来，跟外婆一起拔草。外婆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永远有泥，但动作很轻，拔草的时候不会伤到菜的根。苏青学著她的样子拔了几棵，外婆看了一眼，说：“你那是拔草还是拔菜？根都让你拽出来了。”
苏青看了看手里连根带土的东西，確实不是草，是半棵辣椒苗。她把辣椒苗放回土里，按了按，说：“还能活不？”
外婆看了她一眼，没说话。过了几秒，忽然笑了。那种笑不是出声的笑，是嘴角弯了一下，眼睛里的光软下来。苏青很久没见过外婆笑了，上一次还是她考上大学那年。
“你在城里待了几年，连草和菜都分不清了。”外婆说。
苏青没有反驳。她说得对。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每天早上跟外婆一起下地，种菜、拔草、浇水。下午外婆午睡，她就在院子里画画。不是画星元物语那些东西，是隨手画——画山，画云，画菜地里的辣椒和茄子，画篱笆墙上的牵牛花。她画得很慢，有时候一笔要停很久，像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落。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她的笔很快，想到什么画什么，线条流畅得像水在流。现在那些线条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出不来。
外婆有时候搬个小板凳坐在她旁边，看她画。外婆不识字，但看得懂画。她看了很久，说了一句：“你的笔不高兴。”
苏青愣了一下。“笔不高兴？”
“嗯。像是有话说不出来。”外婆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进屋里去了。
苏青盯著自己刚画的那朵牵牛花，线条確实有些生硬，花瓣的边缘犹豫不决，像是一个人在说话，说著说著就忘了下一句是什么。她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看著远处的山。山还是那些山，云还是那些云，什么都没变。变的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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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她开始重新接商业插画的单子。
不是因为她想画，是因为她需要钱。外婆的养老金不多，她不能一直白吃白住。她在以前加过的设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说自己可以接单。很快有人找来，是一些小活儿——电商详情页的插图、公眾號的配图、產品包装的插画。都是她以前画过无数遍的东西，闭著眼睛都能画。
她白天跟外婆下地，晚上在房间里画稿。数位屏是从杭州带回来的，触控笔还是原来那支，笔尖已经磨得有点禿了。她画得很快，一张接一张，客户说怎么改她就怎么改，不爭论，不纠结。稿子过了，钱到帐了，她把大部分转给外婆，留一小部分自己用。
外婆问她在屋里干什么，她说画画赚钱。外婆没有再问。
但苏青知道自己画得不好。不是技巧的问题，是那些画里没有魂。以前她画星元物语的时候，每一笔都是自己想画的，画完一张会反覆看好几遍，会笑，会满意。现在她画完一张，关掉文件，不会再打开第二遍。她只是在完成任务。
外婆有一天晚上端了一碗甜酒酿进来，放在她桌上。看了看屏幕上的画，又看了看她。“这是別人让你画的？”
“嗯。”
“你自己想画什么？”
苏青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想画的，大概已经画不出来了。
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
山里的冬天比城里冷，湿冷，寒气从脚底往上渗。苏青穿上了外婆给她做的棉鞋，厚厚的那种，走路的时候噗噗响。她没有出去旅行，也没有去瀘州老家——她妈妈打过几次电话来，问她什么时候回去过年，她说再看。她不想回去。不是不想见家人，是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些问题。“在杭州做什么？”“做插画师。”“做得怎么样？”“还行。”“有男朋友吗？”这些问题她一个都不想回答。
过年前一周，她还是买了去瀘州的车票。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外婆。外婆嘴上不说，但苏青知道她想去。外公去世后，外婆就很少出山了。瀘州那边有老姐妹，有亲戚，外婆想见他们。
在瀘州待了五天。见了亲戚，吃了团年饭，放了鞭炮。大家围坐在一起，有人问她工作的事，她说自由职业。有人问她感情的事，她笑了一下说没有。没有人再追问，但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个年纪了还不结婚，在大城市混了几年又回来了。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比说出口的更重。
她坐在角落里，剥著橘子，一瓣一瓣地吃。橘子很甜，但她吃不出味道。她想起2023年的春节，她在杭州，林逸去超市买了很多年货，两个人窝在工作室里吃了一顿火锅。他不太会煮火锅，肉片切得太厚，煮了很久还是硬的。她用筷子戳了戳那块肉，说“这是牛肉乾吧”。他愣了一下，说“不好吃就別吃了”。她说“不，我要吃完，这是我男朋友煮的”。他低下头，耳朵红了。
那时候她觉得，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不用多好，有那个人在就好。
现在呢？她在云南的山里，他在杭州。她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做星元物语，不知道他有没有把那些债还完，不知道他有没有按时吃饭。她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之间断了联繫，像两条岔开的路，越走越远。
她在瀘州待到初五，然后跟外婆一起回了山里。
火车从杭州一路向西，窗外的景色从平原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山。山越来越高，云越来越低。她在车上几乎没睡，一直看著窗外。不是不想睡，是捨不得闭眼——那些山，那些云，她太久没见了。
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外婆託了隔壁的杨叔来接她，一辆半新的麵包车，在盘山公路上开了快两个小时。苏青坐在副驾驶，摇下车窗，山里的风灌进来，湿漉漉的，带著泥土和草木的味道。不是福鼎海边那种咸腥的风，是云南山里特有的、混著松针和野花气息的风。她深深吸了一口，觉得肺里有什么东西鬆开了。
杨叔话不多，一路上只问了几句：“回来了？”“回来了。”“还走吗？”“不知道。”杨叔没有再问，把收音机打开，放著什么山歌，调子悠长，在车厢里迴荡。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外婆站在院门口，手里提著一盏旧马灯，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比苏青记忆中又矮了一些，背更驼了，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像山里的星星。
“青青。”外婆叫她，声音还是那个调子，慢悠悠的。
苏青走过去，抱住外婆。外婆比她矮了整整一个头，她把下巴搁在外婆的肩上，闻到外婆身上那股熟悉的、混著灶台烟火气和草药味的气息。她没有哭，在外婆面前她不想哭。
“饿了吧？锅里燉著鸡汤。”外婆拍了拍她的背，“你小时候最爱喝的。”
鸡汤用的山里放养的土鸡，加了刚从林子里捡的菌子。苏青喝了两碗，外婆坐在旁边看著她，也不说话，就是看著。喝完汤，外婆收了碗，说：“早点睡，房间给你收拾好了。”
苏青走进自己的房间。还是以前的样子，木床、木桌、木窗，窗台上放著几个空的花盆——她以前在里面种过凤仙花，用花瓣染指甲。床单是新换的，有阳光的味道。她躺下来，盯著天花板。木樑上还贴著她小时候画的画，一只歪歪扭扭的兔子，用蜡笔涂的，顏色已经褪了大半。
她闭上眼睛。没有失眠。山里的夜太安静了，安静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她在那片安静里，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她是被鸡叫醒的。
不是二叔家那种牛棚里的哞叫，是公鸡打鸣，一声接一声，像是在催人起床。她翻了个身，阳光从木窗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床尾，金灿灿的一条。她躺了一会儿，然后起床，推开门。
外婆已经在院子里了。她蹲在菜地里，正在拔草。听到门响，抬起头看了苏青一眼，笑了。“起来了？灶上有粥，自己去盛。”
苏青端著粥碗蹲在门口喝。外婆的菜地不大，种著辣椒、茄子、西红柿，还有几排豆角。篱笆墙上爬满了牵牛花，紫色的、粉色的，吹著小喇叭。她看著那些花，想起2023年春天，她和林逸去过一次福鼎。那是项目刚有起色的时候，他们抽了几天时间，回了林逸的老家。二叔带他们去赶海，退潮后的滩涂上密密麻麻全是小孔，林逸教她怎么找蟶子——“你看孔的边缘，如果有一圈细细的沙粒，说明蟶子刚缩回去，一挖一个准。”她挖到了人生中第一只蟶子，举著它在阳光下看，壳上沾著泥沙，但她觉得那是她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
那时候她以为，这样的日子还会有很多。
她把粥喝完，放下碗，走到菜地边蹲下来，跟外婆一起拔草。外婆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永远有泥，但动作很轻，拔草的时候不会伤到菜的根。苏青学著她的样子拔了几棵，外婆看了一眼，说：“你那是拔草还是拔菜？根都让你拽出来了。”
苏青看了看手里连根带土的东西，確实不是草，是半棵辣椒苗。她把辣椒苗放回土里，按了按，说：“还能活不？”
外婆看了她一眼，没说话。过了几秒，忽然笑了。那种笑不是出声的笑，是嘴角弯了一下，眼睛里的光软下来。苏青很久没见过外婆笑了，上一次还是她考上大学那年。
“你在城里待了几年，连草和菜都分不清了。”外婆说。
苏青没有反驳。她说得对。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每天早上跟外婆一起下地，种菜、拔草、浇水。下午外婆午睡，她就在院子里画画。不是画星元物语那些东西，是隨手画——画山，画云，画菜地里的辣椒和茄子，画篱笆墙上的牵牛花。她画得很慢，有时候一笔要停很久，像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落。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她的笔很快，想到什么画什么，线条流畅得像水在流。现在那些线条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出不来。
外婆有时候搬个小板凳坐在她旁边，看她画。外婆不识字，但看得懂画。她看了很久，说了一句：“你的笔不高兴。”
苏青愣了一下。“笔不高兴？”
“嗯。像是有话说不出来。”外婆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进屋里去了。
苏青盯著自己刚画的那朵牵牛花，线条確实有些生硬，花瓣的边缘犹豫不决，像是一个人在说话，说著说著就忘了下一句是什么。她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看著远处的山。山还是那些山，云还是那些云，什么都没变。变的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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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她开始重新接商业插画的单子。
不是因为她想画，是因为她需要钱。外婆的养老金不多，她不能一直白吃白住。她在以前加过的设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说自己可以接单。很快有人找来，是一些小活儿——电商详情页的插图、公眾號的配图、產品包装的插画。都是她以前画过无数遍的东西，闭著眼睛都能画。
她白天跟外婆下地，晚上在房间里画稿。数位屏是从杭州带回来的，触控笔还是原来那支，笔尖已经磨得有点禿了。她画得很快，一张接一张，客户说怎么改她就怎么改，不爭论，不纠结。稿子过了，钱到帐了，她把大部分转给外婆，留一小部分自己用。
外婆问她在屋里干什么，她说画画赚钱。外婆没有再问。
但苏青知道自己画得不好。不是技巧的问题，是那些画里没有魂。以前她画星元物语的时候，每一笔都是自己想画的，画完一张会反覆看好几遍，会笑，会满意。现在她画完一张，关掉文件，不会再打开第二遍。她只是在完成任务。
外婆有一天晚上端了一碗甜酒酿进来，放在她桌上。看了看屏幕上的画，又看了看她。“这是別人让你画的？”
“嗯。”
“你自己想画什么？”
苏青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想画的，大概已经画不出来了。
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
山里的冬天比城里冷，湿冷，寒气从脚底往上渗。苏青穿上了外婆给她做的棉鞋，厚厚的那种，走路的时候噗噗响。她没有出去旅行，也没有去瀘州老家——她妈妈打过几次电话来，问她什么时候回去过年，她说再看。她不想回去。不是不想见家人，是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些问题。“在杭州做什么？”“做插画师。”“做得怎么样？”“还行。”“有男朋友吗？”这些问题她一个都不想回答。
过年前一周，她还是买了去瀘州的车票。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外婆。外婆嘴上不说，但苏青知道她想去。外公去世后，外婆就很少出山了。瀘州那边有老姐妹，有亲戚，外婆想见他们。
在瀘州待了五天。见了亲戚，吃了团年饭，放了鞭炮。大家围坐在一起，有人问她工作的事，她说自由职业。有人问她感情的事，她笑了一下说没有。没有人再追问，但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个年纪了还不结婚，在大城市混了几年又回来了。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比说出口的更重。
她坐在角落里，剥著橘子，一瓣一瓣地吃。橘子很甜，但她吃不出味道。她想起2023年的春节，她在杭州，林逸去超市买了很多年货，两个人窝在工作室里吃了一顿火锅。他不太会煮火锅，肉片切得太厚，煮了很久还是硬的。她用筷子戳了戳那块肉，说“这是牛肉乾吧”。他愣了一下，说“不好吃就別吃了”。她说“不，我要吃完，这是我男朋友煮的”。他低下头，耳朵红了。
那时候她觉得，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不用多好，有那个人在就好。
现在呢？她在云南的山里，他在杭州。她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做星元物语，不知道他有没有把那些债还完，不知道他有没有按时吃饭。她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之间断了联繫，像两条岔开的路，越走越远。
她在瀘州待到初五，然后跟外婆一起回了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