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电视专访
专访定在周四下午。
bj台《文化视点》录影棚，方源到的时候王京花已经在导播间跟编导对流程。
曾黎在化妆间，门半开著。
“方老师。”主持人周芸从走廊那头过来，手里拿著台本。
“今天一个小时，先聊概念，再唱歌。台本你看一下。”
方源接过台本翻了一下。“没问题。”
录影棚不大，深色沙发，背后书架和一幅山水画。灯光暖色。
曾黎从化妆间出来，素色职业装，日常一些。
她在沙发上坐下，化妆师最后补了一下粉。
周芸坐下，示意摄像。倒计时五秒，红灯亮。
“观眾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文化视点》。
最近有一首歌引起了討论——《赤伶》。
演唱者是我们熟悉的演员曾藜。
今天我们要聊的不只是这首歌，还有它背后的创作理念。
先请曾藜跟观眾打个招呼。”
“观眾朋友们好，我是曾藜。”
“另一位嘉宾，《赤伶》的词曲作者、编曲，同时也是电影《不见不散》《人在囧途》《十八岁的天空》的编剧，方源。”
方源点了下头。
周芸把台本放在膝盖上。
“方源，先问一个直接的问题。你写剧本，也写小说，为什么做音乐。”
“写剧本和写歌是一件事。都是在有限的形式里装一个故事。
电影两个小时，小说几百页，歌三分钟。”
“那你提出的中国风，核心是什么。”
“中国风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我只是把它系统化了。”
“怎么系统化。”
“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音乐语言。用五声音阶写旋律。
宫商角徵羽五个音，没有四级和七级音，旋律走向天然带著东方色彩。
编曲用民族乐器铺底色，琵琶、二胡、古箏、竹笛——不是点缀，是和编曲融在一起。
每种乐器有自己的语汇，琵琶轮指不是吉他的扫弦，二胡的运弓不是小提琴的拉法。
得按它们自己的语法来写。”
“第二个层面呢。”
“歌词。”方源说，
“从《诗经》、唐诗宋词、元曲、地方戏里找养分。不是搬，是吸收。
老祖宗留下了现成的意象系统——明月、关山、孤鸿、长亭。
这些意象在诗词里打磨了上千年，每一个背后都带著一层又一层的语境。
歌词里用这些意象，不需要解释，它的文化记忆已经在读者和听眾的血液里了。”
“第三个层面。”
“敘事母题。
中国古典文学有自己的故事原型——闺怨、戍边、离別、羈旅、怀才不遇、家国兴亡。
这些母题在诗词戏曲里写了几千年，搬到流行歌里一样成立。
因为人的处境没变。母题不变，变的是具体的时间和面孔。”
棚里安静了一拍。周芸没有马上接话。
方源继续说：
“这三个层面加在一起才是中国风。
不是穿古装唱情歌，也不是编曲里加一段二胡。
是从旋律、歌词到敘事视角，全部从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往外生长。”
“所以你的意思是，中国风不只是一种曲风。”
“不完全是。准確地说是一种创作方法。素材取自传统，表达瞄准当下。”
周芸低头看了一眼台本。
“既然素材取自传统，那你怎么处理传统和流行之间的关係。
有人会说，你这是把传统拆散了装进流行歌里，是对传统的简化。”
“不是简化。”方源说，
“是转化。传统如果只放在博物馆里，年轻人不进去看，它就死了。
让它活起来的办法只有一个——用它来讲今天的人能听懂的故事。
转化不是稀释，是找到那些可以跨过时间的东西。
比如离別。唐诗里写离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流行歌里我写『你发如雪，悽美了离別』。
句式变了，编曲变了，但离別这个核心没变。
传统提供厚度，流行提供入口。
两样缺一样都不完整。”
周芸转向曾黎。“你唱的时候，会意识到自己在唱传统的东西吗。”
“会。”曾黎说，“《赤伶》录完第一遍的时候，方师弟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首歌唱的是一个戏子，但这个戏子背后站的是一千年里所有在台上演了一辈子、没人记住名字的人。
他在歌词里放了一个很小的切口，但你顺著切口往里看，能看到一整个传统。”
“你觉得听眾能看到吗。”
“喜欢的听眾一定能。”
周芸把台本翻了一页。
“方源，你刚才说吸收传统养分。你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这些的。”
方源说：“我母亲。她以前是中学语文老师，小时候家里三百多本书，有一半是古籍的选本，唐诗宋词、古文观止、元杂剧选。
对於我来说，这些书就是我成长过程中最好的伙伴。
后来写小说写歌的时候才发现，不需要特意去翻阅，很多的文字就会自己浮现在我的脑海。”
曾藜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周芸沉默了一拍。“我们来听《赤伶》。”
曾藜起身走到话筒前。
伴奏从监听音箱铺出来，琵琶轮指先起，胡琴跟进。
她开口，第一句比晚会更沉。
副歌戏腔没有往上撑，反而往里收了一层。
最后一个音落下去。棚里没人出声。
周芸停了三四秒才开口。
“方源，你今天把中国风这件事讲得很清楚。但你在行业里做这件事，有没有觉得孤单。”
“没有。”方源说，
“传统文化是一座山。你往上走，每走一段就会发现前人的脚印。
宋词在唐代是流行音乐，元曲在宋代是街巷小调。
每个时代都有人在做同样的事——用自己的语言把传统再讲一遍。
我只是这一代人里的一个。”
“那你觉得这一代人在文化上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不是没有好作品。是语言被切断了。
我们的歌词用中文写，但旋律思维、编曲逻辑一直是別人的。
写了几十年，回过头发现不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了。
中国风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个语言接回来。”
“接回来之后呢。”
“之后就不叫中国风了。就叫中文流行音乐。”
周芸顿了一下，低头看台本，又抬起头。
“最后一个问题。你做好这一张专辑，是想要证明什么。”
“不证明什么。证明的前提是有一个裁判，文化没有裁判。
做这张专辑是因为这些旋律在我脑子里盘旋，很想把他们写出来。
很幸运遇到我的音乐系老师李教授，也遇到能把歌曲表现得很好的曾藜师姐。
如果，有朋友觉得好听就多听，觉得不好听就换別的。
没关係，歌曲有自己的命。”
周芸合上台本，对著摄像机。
“感谢方源和曾藜。这张专辑叫《中国风》，六月二十四號全平台上架。下期见。”
红灯灭。
王京花从导播间出来，手里夹著手机和笔记本。
“上海声像西南区加了单。中唱谈下一个片尾曲授权。京文柜檯海报装完了。
三家货同步六月二十四上架。”
“《庙堂之外》下周三电台首播。”
“通稿同步发，三个身份一次性公开。时间错开，专辑跑首月，单曲接力。”
“花姐，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bj台《文化视点》录影棚，方源到的时候王京花已经在导播间跟编导对流程。
曾黎在化妆间，门半开著。
“方老师。”主持人周芸从走廊那头过来，手里拿著台本。
“今天一个小时，先聊概念，再唱歌。台本你看一下。”
方源接过台本翻了一下。“没问题。”
录影棚不大，深色沙发，背后书架和一幅山水画。灯光暖色。
曾黎从化妆间出来，素色职业装，日常一些。
她在沙发上坐下，化妆师最后补了一下粉。
周芸坐下，示意摄像。倒计时五秒，红灯亮。
“观眾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文化视点》。
最近有一首歌引起了討论——《赤伶》。
演唱者是我们熟悉的演员曾藜。
今天我们要聊的不只是这首歌，还有它背后的创作理念。
先请曾藜跟观眾打个招呼。”
“观眾朋友们好，我是曾藜。”
“另一位嘉宾，《赤伶》的词曲作者、编曲，同时也是电影《不见不散》《人在囧途》《十八岁的天空》的编剧，方源。”
方源点了下头。
周芸把台本放在膝盖上。
“方源，先问一个直接的问题。你写剧本，也写小说，为什么做音乐。”
“写剧本和写歌是一件事。都是在有限的形式里装一个故事。
电影两个小时，小说几百页，歌三分钟。”
“那你提出的中国风，核心是什么。”
“中国风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我只是把它系统化了。”
“怎么系统化。”
“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音乐语言。用五声音阶写旋律。
宫商角徵羽五个音，没有四级和七级音，旋律走向天然带著东方色彩。
编曲用民族乐器铺底色，琵琶、二胡、古箏、竹笛——不是点缀，是和编曲融在一起。
每种乐器有自己的语汇，琵琶轮指不是吉他的扫弦，二胡的运弓不是小提琴的拉法。
得按它们自己的语法来写。”
“第二个层面呢。”
“歌词。”方源说，
“从《诗经》、唐诗宋词、元曲、地方戏里找养分。不是搬，是吸收。
老祖宗留下了现成的意象系统——明月、关山、孤鸿、长亭。
这些意象在诗词里打磨了上千年，每一个背后都带著一层又一层的语境。
歌词里用这些意象，不需要解释，它的文化记忆已经在读者和听眾的血液里了。”
“第三个层面。”
“敘事母题。
中国古典文学有自己的故事原型——闺怨、戍边、离別、羈旅、怀才不遇、家国兴亡。
这些母题在诗词戏曲里写了几千年，搬到流行歌里一样成立。
因为人的处境没变。母题不变，变的是具体的时间和面孔。”
棚里安静了一拍。周芸没有马上接话。
方源继续说：
“这三个层面加在一起才是中国风。
不是穿古装唱情歌，也不是编曲里加一段二胡。
是从旋律、歌词到敘事视角，全部从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往外生长。”
“所以你的意思是，中国风不只是一种曲风。”
“不完全是。准確地说是一种创作方法。素材取自传统，表达瞄准当下。”
周芸低头看了一眼台本。
“既然素材取自传统，那你怎么处理传统和流行之间的关係。
有人会说，你这是把传统拆散了装进流行歌里，是对传统的简化。”
“不是简化。”方源说，
“是转化。传统如果只放在博物馆里，年轻人不进去看，它就死了。
让它活起来的办法只有一个——用它来讲今天的人能听懂的故事。
转化不是稀释，是找到那些可以跨过时间的东西。
比如离別。唐诗里写离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流行歌里我写『你发如雪，悽美了离別』。
句式变了，编曲变了，但离別这个核心没变。
传统提供厚度，流行提供入口。
两样缺一样都不完整。”
周芸转向曾黎。“你唱的时候，会意识到自己在唱传统的东西吗。”
“会。”曾黎说，“《赤伶》录完第一遍的时候，方师弟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首歌唱的是一个戏子，但这个戏子背后站的是一千年里所有在台上演了一辈子、没人记住名字的人。
他在歌词里放了一个很小的切口，但你顺著切口往里看，能看到一整个传统。”
“你觉得听眾能看到吗。”
“喜欢的听眾一定能。”
周芸把台本翻了一页。
“方源，你刚才说吸收传统养分。你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这些的。”
方源说：“我母亲。她以前是中学语文老师，小时候家里三百多本书，有一半是古籍的选本，唐诗宋词、古文观止、元杂剧选。
对於我来说，这些书就是我成长过程中最好的伙伴。
后来写小说写歌的时候才发现，不需要特意去翻阅，很多的文字就会自己浮现在我的脑海。”
曾藜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周芸沉默了一拍。“我们来听《赤伶》。”
曾藜起身走到话筒前。
伴奏从监听音箱铺出来，琵琶轮指先起，胡琴跟进。
她开口，第一句比晚会更沉。
副歌戏腔没有往上撑，反而往里收了一层。
最后一个音落下去。棚里没人出声。
周芸停了三四秒才开口。
“方源，你今天把中国风这件事讲得很清楚。但你在行业里做这件事，有没有觉得孤单。”
“没有。”方源说，
“传统文化是一座山。你往上走，每走一段就会发现前人的脚印。
宋词在唐代是流行音乐，元曲在宋代是街巷小调。
每个时代都有人在做同样的事——用自己的语言把传统再讲一遍。
我只是这一代人里的一个。”
“那你觉得这一代人在文化上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不是没有好作品。是语言被切断了。
我们的歌词用中文写，但旋律思维、编曲逻辑一直是別人的。
写了几十年，回过头发现不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了。
中国风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个语言接回来。”
“接回来之后呢。”
“之后就不叫中国风了。就叫中文流行音乐。”
周芸顿了一下，低头看台本，又抬起头。
“最后一个问题。你做好这一张专辑，是想要证明什么。”
“不证明什么。证明的前提是有一个裁判，文化没有裁判。
做这张专辑是因为这些旋律在我脑子里盘旋，很想把他们写出来。
很幸运遇到我的音乐系老师李教授，也遇到能把歌曲表现得很好的曾藜师姐。
如果，有朋友觉得好听就多听，觉得不好听就换別的。
没关係，歌曲有自己的命。”
周芸合上台本，对著摄像机。
“感谢方源和曾藜。这张专辑叫《中国风》，六月二十四號全平台上架。下期见。”
红灯灭。
王京花从导播间出来，手里夹著手机和笔记本。
“上海声像西南区加了单。中唱谈下一个片尾曲授权。京文柜檯海报装完了。
三家货同步六月二十四上架。”
“《庙堂之外》下周三电台首播。”
“通稿同步发，三个身份一次性公开。时间错开，专辑跑首月，单曲接力。”
“花姐，剩下的就交给你了。”